关于学校倒塌的问题

       地震中，大量县城、乡村的中小学教学楼倒塌，造成了广大师生的惨重伤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经常出现在人们耳边的受灾最严重的学校就有北川中学、都江堰聚源中学、东汽中学、新建小学、富新二小等等；当然还有其他更多学校由于伤亡不那么惨重，没有在电视上报道，比如绵阳的双碑小学、魏城中学等。在地震发生的当天，网上就注意到这一现象，质疑为什么学校倒了这么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质量有问题。有网友把媒体的报道搜集起来，发现截至5月20日，已经有13680名师生在地震中遇难，约占总遇难人数的20%。到现在为止，官方还没有公开关于师生在地震中伤亡情况的统计。我只看到四川省教育部门5月14日的一个统计，说不包括汶川和北川，有6998间校舍倒塌。

       5月13日，国新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第一次抗震救灾新闻发布会，就有《中国日报》的记者问到这个问题。当时由民政部的王司长回答这个问题，称之所以大家觉得学校倒得比较多，是因为媒体最关心孩子，对学校的报道比较多，实际上政府的办公楼也倒了不少，比如北川民政局。（http://www.xinhuanet.com/zhibo/20080513/wz.htm）

       将近一个月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回答，发现这是对问题的回避。不过，我也能理解王司长，因为当时距地震刚过24小时，相关调查还没有开始，作为官员，当然不能像网民一样空口无凭；而且当天没有请教育部、建设部的官员来发布会，作为民政局的官员，他不方便跳出来指责教育部、建设部的同事。

       越来越多的绝望和泪水迫使人们持续关注着学校，而对学校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为什么有些学校倒了？为什么有些学校没倒？

5月12日夜，在聚源中学救灾现场，总理含泪安慰嚎啕大哭的家长：“最好的救援队正在赶来”。而当最好的救援队赶到时，他们出离愤怒了：“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混凝土里全是铁丝，根本不是什么钢筋！”由于教学楼粉碎性坍塌，专业设备派不上用场，这支中国装备最精良的救援队，此时只能徒手在废墟上刨挖。（http://www.infzm.com/content/12456）

在绵竹富新二小，家长发现教学楼倒塌的外墙断面整齐，和基座上没有任何钢筋水泥连接，就像堆积木一样。断裂的主梁里只有4根粗细不一的钢筋，较细的钢筋还不足成人小指粗。“我们自己盖房子，也不会用这么细的钢筋。”一位家长说，“这座教学楼到底是谁设计，谁施工，谁验收？”（http://www.infzm.com/content/12681/0）

5月28日，四川省教育厅给出了校舍倒塌的五大原因：地震超过预计强度；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学生集中的教室和走廊属于薄弱环节；校舍陈旧落后；学校建筑在抗震方面有设计上的先天缺陷。四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林强接受采访时，对此表示“把悲剧推诿于天灾，在道德上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学生并不是非死不可，他所在的那个学校，并不是非倒塌不可”（《南方周末》5月29日A7版）

我对家乡教育厅的解释也不满意，尤其是前三条。第一，“地震超过预计强度”，那么你预计的强度是多少呢？根据2001年《中国地震参数区划图》，这次震中区域大多处于7度设防区（即能够抗7度烈度的地震）。同济大学的一位专家认为，虽然这次地震烈度达到了9～11度，但如果建筑达到了7度设防，也不一定会立刻坍塌，而是会严重变形；即使坍塌，也不会是粉碎性坍塌。这样看来，某些学校的抗震强度显然达不到7度。我们经常用“残垣断壁”来形容地震后的场景，平时的教育也告诉我们，地震发生时应该躲在狭小房间的墙角处，因为那里最可能成为幸存不倒的“垣”和“壁”。但学校粉碎性坍塌后，就只剩下一堆粉末，连残垣断壁都没有，学生没有地方可躲，只能被活埋在里面；前面也说了，在一堆粉末面前，先进的救援设备也无能为力。

第二，“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我奇怪这怎么能用来解释“校舍倒塌”，难道地震发生在夜晚，校舍就不倒塌了？我想，他们想表达的是，如果地震发生在夜晚，即使学校倒了，也不会造成人员伤亡，媒体就不会来关注学校，那学校的质量问题也就瞒过去了。

第三，“学生集中的教室和走廊属于薄弱环节”，这条理由被提到的次数比较多，我开始也信以为真：居民楼和办公室的面积都比较小，也就是用来支撑楼房的柱子比较多，所以相对安全一点；而学校的教室面积大，就比较危险。但后面看到北京师范大学一位专家说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他说只要按照抗震标准来建造，比如钢筋的粗细、水泥的标号等，学校的建筑可以同样抗震。在日本，学校是政府指定的地震避难所，看来应该比其他楼房更安全才对。在6月5日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建设部副部长也否认学校比其他建筑更容易倒塌，这相当于推翻了四川教育厅的这条理由。

第四，“校舍陈旧落后”，这个应该可以解释一些学校的大面积倒塌，比如东汽中学的教学楼是1975年造的，确实陈旧、落后了；富新二小1989年的教学楼，虽然勉强也能算上陈旧、落后，但镇上60年代的楼房没倒，好像不太说得通；聚源中学1996年的教学楼，说陈旧、落后就有点牵强了吧？

第五，“学校建筑在抗震方面有设计上的先天缺陷”，这条理由还是符合实际的。由于这一带之前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地震，所以在设计时这方面考虑得就比较少；而且由于农村学校的建设主要靠县级、乡级财政，经费短缺，建筑设计水平就不敢保证。事后发现，为了节省设计费用，震区还出现建一所学校的图纸被复印后直接用于另一所学校建设的事情。

和我的上述分析相比，更能体现学校倒塌是“人祸”的证据是另一些没有倒的学校。地震后不久，网上就出现了一篇《北川邓家“刘汉小学”无一死亡奇迹背后的真相》，说位于受灾严重的北川县的刘汉希望小学，由于10年前修建时负责人严格把关，与施工单位和政府多次据理力争，终于保证了10年后全校师生的平安。我们绵阳人没有不知道刘汉这个人的，以前这个人在我们那里的口碑并不好。他属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创业者，和同时代的其他商人一样，他的资本积累过程也有不光彩的一面，但是在企业规模做大后逐步“改邪归正”，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当时造包括这所邓家刘汉希望小学在内的五所希望小学时，我们无法推测他的真实动机，但是仅仅从这次地震没有摧毁他的任何一所学校来看，他在这方面还是应该肯定的。

后来又看到报道，说香港慈善团体“苗圃行动”在四川建造的61所学校都屹立不倒，包括6所在阿坝州的学校。怎么会这样呢？苗圃行动的总干事说了，他们的学校一定要县级以上的设计院才能设计，并且经香港的义工审议；他们还在从设计到验收的全过程中保持对县教育局的督促，“县教育局都给我们催烦了，他听到我们的电话都怕了，都避开了”。另外，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四川捐助的169所希望小学也基本完好，没有倒塌，没有师生死亡，其中一所和北川中学一墙之隔。他们在学校开工前也要审查设计图纸，也要全程监督，此外还要保证资金的充足，不因资金问题降低质量要求。

另外，富新二小、聚源中学遇难学生的家长都悲伤地发现，学校周围的其他楼房有的屹立不倒，有的只是成为危房，唯独自己孩子所在的学校粉碎性坍塌，没有逃生的可能。

两所一墙之隔的学校，都遭受了“超过预计强度”的地震，地震对它们来说，都“发生在上课期间”，教学楼的外部结构也是类似的，为什么一个粉碎性坍塌，半数师生遇难，另一个安然无恙？四川省教育厅的谎言，不攻自破。

至此，导致大量学校倒塌的原因就清楚了，我总结出来有三个：1.部分校舍陈旧落后，年久失修；2.学校的设计具有缺陷；3.学校的建筑存在质量问题。学校从设计到验收都有问题，建好后还不检修，于是遇到大地震，轰然倒下。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发现，我总结出的原因，前两条照抄了四川省教育厅的，第三条是全国人民都知道但官方还没有承认的，用得着写这么多字么？我认为，首先，前面写那么多字，不但为了总结出上述三条原因，还为了批驳省教育厅总结出的其他原因，也就是说，我不但要“求真”，还要“去伪”；其次，我希望支持或批驳每一条原因都能找到事实依据，而不是一听说有房子倒了，马上拍脑袋说“肯定是豆腐渣”。下面，我将进一步讨论上述三条直接原因背后的根本原因。大家将会看到，即使学校真有质量问题，官员贪污也不是唯一原因。

       先写点引言，不谈具体问题。

  茅于轼先生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文中精辟的总结了中国民间舆论的特征，这个特征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而是由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决定的。他说，在中国说话，立场最重要，立场站错了，你说的话再有道理，也会被大家骂；立场站对了，怎么说也没关系。而立场的对错谁来判断呢？在社会中掌握话语权的人反复宣传的就是对的，掌握话语权的人反复批判的就是错的。掌握话语权的人，在古代主要是儒家，而现在就是政府及其宣传机器。

       我随便找了两件事来注解这个观点。第一件事是在60年代中期，刘少奇通过实地考察，认为人民公社运动有问题，应该搞包产到户，结果很不讨毛泽东喜欢；林彪把毛泽东的讲话编辑成册，大搞领袖崇拜，结果得到毛泽东宠爱。现在看来，当然包产到户是对的，领袖崇拜是错的，为什么两人当时的结局会完全相反呢？原因就是当时掌握话语权的人反复宣传的是“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你否定人民公社，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那即使你的结论再有事实依据，你的思辨再有逻辑，也会被大家骂。而你只要是拥护毛主席的，无论你做出多么荒谬的事情，人们不但不会责怪你，还要表扬你。

       第二件事就是4月份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王千源事件。那一阵子，只要是反对王千源，无论是用极其肮脏语言辱骂她的，还是去她父母家门口示威的，还是骂她中学母校的，都有一群网民支持；而只要出来为王千源说一句好话，立即被扣上“汉奸”的帽子，被群众愤怒的口水淹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掌握话语权的人反复宣传的是“爱国无罪”，只要扛着“爱国”这面旗帜，做什么事都是有道理的。其实，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你要获得评论王千源的资格，至少你应该看过她的言论吧？可惜很多人根本没看过她的言论，仅凭其他网民对她“汉奸”的定性，就立即加入到攻击她的队伍中。

       其实这类事情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会碰到。我们都知道，一个组织的高层必然存在多个派系，但只有一派能取得最终的话语权。你作为组织的普通一员，必须要站对队。如果你站错队了，那你做的事，对的也是错的，总不会讨有话语权的人喜欢。

       但是，大多数人有自己的私利。如果自己的私利和掌握话语权的人宣传的正确立场冲突了怎么办呢？站在他的对立面自然是不行的，大多数人选择了表面上站在正确立场，然后干错误的事。再强调一下，这里的正确、错误不是客观的正确和错误（可能客观上也没有对错的概念），而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定义的正确和错误。这里再举个例子，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往右转，打左转弯灯”。

       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获得了自己的利益，又得到了主流的承认，但缺点是，中国人由此变得虚伪，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柏杨先生感慨：中国人美德很多，可惜都写在书上。职场中有一句话，叫“用显规则说话，用潜规则办事”。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人们出于利己主义，选择了高举正确的旗帜，做着利于自己但与旗帜矛盾的事情。当所有人都这么做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奇怪的有中国特色的事情：所有人聚在一起讨论一件立场正确的事，但这些人要么对讨论的事一无所知，以至于讨论文不对题，要么心底一百个不愿意但表面上还积极参加讨论，要么不赞成讨论的主题但也必须讲绝对赞成的话。

       现在来看看这次的抗震救灾吧。到现在为止，掌握话语权的人宣传的正确立场是什么呢？是政府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得非常好，是绝对正确的。当时说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其他人稍微提出一点意见，就要遭灭顶之灾。现在当然不如那么极端了，但如果跳出来批评几句政府，想必人们也会群起而攻之（当然，前面说了，人们的立场总是与正确的立场保持一致的，至于实际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我必须声明，我的立场也是和正确立场保持一致的，我们只是在这个立场下，实事求是讨论问题。

       我对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的整体表现基本满意，我认为这是我国政府建国近60年来在抗击突发性灾害的行动中表现最好的一次。只需要简单对比一下唐山大地震和这次地震后政府的反应，就能感觉到，改革开放30年，我们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想任何人也不能否认，我们还需要改进；我们在抗震救灾方面，和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些差距，有的是经济基础还不厚实造成的，只有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改进，有的是行政方面的问题，可能是立即开始改进的。而且，行政方面的问题不解决，最终还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于是，本文将讨论抗震救灾中的一些比较热门的话题，有的可能和地震并没有直接联系，但由于在抗震救灾过程中讨论得比较热，也一起讨论了。在有的话题中，我要为政府说话；有的话题中，我要提出政府还需要改进的地方。至于讨论所参考的论据，既包括官方媒体披露的，也包括从灾区民间听来的。有人说，官方媒体没报道过的就是谣言，都不能当真。可是，如果真那样的话，很多问题也就没有讨论的意义了。

前面先说了政府应该为这次东航“返航”事件负责，因为政府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又说了国有航空公司应该负责，因为国有企业没有真正弥补他们的缺陷。后来有一次和同学说到这个事情，同学义愤填膺：他们上大学不花钱，包括去国外培训的费用，都是公司给；然后毕业了，掌握了技术，就嫌公司工资低了，没道理嘛——何况他们收入的绝对数目已经相当可观了。

我看到一个数据，说国有航空公司给飞行员的工资是每个月3万，当然还有国有企业特有的一些福利；而民营航空公司的工资是每个月7万。如果从全体劳动者的角度看，无论在哪家公司，飞行员的收入都可谓高得惊人；但绝大多数人是向上看的（也许这种态度有弊端，因为它可能使人活得很累，这里不讨论这个），飞行员也不例外，他们追求更高收入的行为也可以理解。

其实，在绝大多数行业里，甲企业给你开7万/月的工资，乙企业开3万/月，你从乙跳到甲，没有人会出来指责你。飞行员跳槽为什么会受到争议？因为飞行员是特殊人才，我国的特殊人才培养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导致了今天的问题。

我国对特殊人才的培养是完全由政府进行的，即民营机构没有培养特殊人才的资格。对他们的培养往往以定向生的形式，即在进入大学前就已经确定他们毕业后的去向，由未来的雇主支付他们在大学的所有学习费用（有的还要补贴生活费）。作为回报，他们毕业后必须去确定的地方工作一定的年限，否则就要支付违约金。

这个年限过了呢？按理说就可以不受约束地自由选择去向了，可以留下，也可以另谋高就。还是以飞行员为例，原来只有国有部门用得上飞行员，而不同国有企业之间的差异并不大，所以飞行员一般会选择留下。但民营资本进入后，由于制度上和待遇上的优越性，飞行员开始考虑跳槽。而国有公司认为，培养一名飞行员的成本太高，以至于飞行员必须为公司工作一辈子才能收回成本（即公司认为，“一定年限”就是终身），而且有经验的飞行员的流失会给公司带来损失，于是不愿意飞行员跳槽，给飞行员跳槽设置了种种障碍。

政府为企业设置障碍的行为给予了支持，并通过行政命令予以制度化。2005年5月，民航总局、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等联合颁发《关于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证民航飞行队伍稳定的意见》，对飞行员流动进行约束。其中规定，飞行员辞职，需要培养航空公司70万到210万。2006年，12名海航飞行员提出辞职，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双方劳动合同解除，12人的赔偿数额在150万到202万之间。后面，民航华东局又出台办法，规定每年飞行员的流动率必须在1%以下。

这里就有一个矛盾：你允许私人办航空公司，但又不准私人培养飞行员，也限制国有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跳过去，那人家怎么发展呢？

解决这个问题有三种办法：第一，取消特殊人才的定向培养机制，比如把飞行员作为大学的一个普通专业，这个专业的学生和其他专业的一样自费上学，毕业后自谋出路；第二，把民营机构纳入定向生的潜在雇主名单；第三，维持培养机制不变，但允许人才一定年限后自由流动。

我认为第二种方法最可行。特殊人才一般都关系着国家的安全或者群众的生命，所以培养质量必须放在第一位。如果全面放开，无法保证培养质量（现在任何一个普通专业，总有专业技术不合格的毕业生，只是这样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即使造成了损失，相对飞行员的失误来说也是有限的）。而允许人才自由流动，我觉得对有的行业是趋势，但有的行业可能相当长的时间做不到。民航飞行员属于前者（军用飞机飞行员则属于后者），因为我一直觉得，除了关乎国家安全的行业，其他行业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而界限模糊就包括了人才的自由流动。只是，民航飞行员的自由流动，只能在国有航空公司进行市场化改革后才能实现，如果现在突然放开，不可避免将影响国有公司的飞行员队伍的情绪和技术水平——它们倒闭了无所谓，但乘客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民营机构纳入定向生的潜在雇主名单。以飞行员为例，可以允许春秋航空和东航这些一样，在高考前去高中里招生，体检标准、文化课标准一律由国家统一规定，春秋航空承担所招收学员的全部培训费用，毕业后学员必须去春秋航空工作。与此同时，逐步推进国有航空公司的改革，实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公平竞争，为最终放开飞行员的自由流动做准备。

我也理解国家目前默认定向生的定向范围不包括民营机构的想法。一是民营机构聘用特殊人才是新生事物，相关规定没跟上也是常事；二是民营机构参与市场竞争，万一学生还没毕业就倒闭了怎么办？但我觉得，这一步还是要走下去，相关事宜可以在契约中予以明确，政府也要严格审核招收特殊人才定向生的机构的资质。

最后我想讨论另外两种特殊人才的问题。

一个是医生。医生也是关乎群众生命安全的职业，但基本上是市场化培养了：国有机构可以培养，民营机构也可以培养，而且一般都是自费，毕业后自主就业。这个似乎和飞行员的情况完全相反。但仔细想想也可以理解：正是因为医生作为普通专业来培养，所以天下有多少庸医？而且，医生技术不到位，并不一定会导致死亡，可能只是病久治不愈，或者吃了不少冤枉药，或者冤枉开了一刀，后果不如飞行员技术不到位严重；加之我国对医生需求量太大，市场化培养也是无可奈何。

另一个是教师。教师虽然与群众生命安全关系不直接，但却关乎着民族的未来，责任也非常重大。现在我国的教师培养机制有两种，一种是市场化培养，毕业后自主就业，这部分和其他专业一样，另一种是去年才开始的“免费师范生”项目，这个类似于定向生，即国家出钱，毕业后必须去西部农村学校任教10年以上。我这里想问的是，如果免费师范生在某农村学校任教10年后，由于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城市一所学校提供了更好的待遇，提出辞职，会不会遭遇今天飞行员辞职一样的问题？况且，飞行员辞职顶多是与国有企业作对，免费师范生辞职则是与政府作对，恐怕受到的阻力更大。这个问题至少要等13年（第一批免费师范生还有3年才毕业）才可能出现，可能到时情况已经有变化，所以提到的人不多；但如果情况和现在差不多，该怎么解决？

没想到，18名东航飞行员的一句“返航”命令，竟然让我扯了这么多毫无关联东西：工会、国有企业、定向生……写完后回头看整篇文章，自己觉得很不满意。最近发现对一些问题的思考遇到了瓶颈，就是看问题的广度、深度无法再扩展，也提不出太多自己的见解。我觉得我现在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看到某些东西觉得它们太浅薄，看到另一些东西又觉得它们太深奥，可惜我两者都不看。不看浅薄的东西，得罪了一大批人；不看深奥的东西，使自己丧失了提高自己的机会。也许现在真是越来越浮躁了吧，越来越没有耐心看真正有深度的东西，而是固步自封地无病呻吟。

研究社会问题，需要大量的实地走访、调查，包括国内和国外，我没这样的资源；也需要积累大量的社会、历史、文化、宗教、哲学的理论知识，功利、浮躁的我已经没有这份心。纷纭复杂的社会问题（国内和国际的），由于缺乏一手资料，只能从别的地方看来，本来就掺杂了其他人的观点，不但难以形成自己独立的想法，而且可能由于不能身临其境而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试图利用我非常有限的、属于自己的东西，去解释各方面的问题，则由于缺乏对问题的客观认识而想当然地判定一些事实，先入为主、主观，得到的逻辑推论自然也不可靠。比如，你谈住房问题，你了解中国买房人的真实心态么？你了解从开放商拿地到房子出售的整个价值链么？你什么都不了解，仅仅看一些媒体的报道，加上自己的主观判断，就开始分析问题，有什么意义？即使是你号称比较了解的教育问题，你又有多了解？温总理40年来跑过全国1800多个县，对我国“三农”问题才有现在这样透彻的认识，而你在这里讨论农民、农民工，有多少是经得起推敲的？

以后还是少写这方面的文章了，除非对一个问题的客观事实有充分的了解。毛主席说得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任何建立在不完全信息和自己主观逻辑推理上的分析都是没有意义的。

       东航“返航”事件发生后，媒体在讨论飞行员待遇问题时，总会提到在之前已经比较热门的飞行员辞职风波。飞行员辞职被高额索赔虽然与本次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其对国有航空公司飞行员队伍的安定有着巨大的杀伤力。它激化了飞行员与航空公司的矛盾，使双方站在了对立的两端，可以说为这次“返航”的极端行为打下了心理基础。

       2005年7月，春秋旅行社创建了国内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春秋航空，民营航空公司由于不能自己培养飞行员，只能挖国有公司的墙角，但国有公司不愿意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出的飞行员为别人服务，于是试图用高额赔偿吓退飞行员和民营公司，飞行员辞职风波由此开始。2007年8月，就是发生本次返航事件的东航云南公司，拒绝了机长郑志宏的辞职申请，公司提出，郑志宏要么继续上班，要么赔偿公司1257万元。可以说，国有公司培养飞行员、机长确实花费了大量的资源，飞行员、机长在离职时支付一定的培养费也是合理的，但这里我想讨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飞行员纷纷选择离开国有航空公司去民营航空公司？

       待遇好是显然的理由，申请辞职的飞行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并不讳言这一点。

       我们翻开东方航空的财务报表，可以发现东航2005年的利润为6047万元，2006年亏损29.9亿元，2007年利润为5.86亿元；而春秋航空由于不是上市公司，难以获得准确的财务数据，媒体在对春秋进行采访报道时，提到春秋航空在2005、2006年一年半时间里，用8架飞机实现了6700万元的利润，2007年利润为7000万元。当然，两家公司的规模相差甚远，不能把利润的绝对值拿来比较，但我们明显看到，东航2005、2006年的效益明显比春秋航空差，2007年无法比较。另外，据中央电视台一期节目中的说法，春秋航空是国内单机盈利（就是平均每架飞机带来的利润）最高的航空公司，这更加说明春秋的效益好于东航，也好于其他国有航空公司。

       那么票价呢？春秋航空定位就是“中国第一家廉价航空公司”，也因曾推出“一元钱机票”而闻名全国。不考虑这种极端情况，春秋航空的票价也比国内平均水平低36%。

       那么宏观政策环境呢？民航被政府列为公有制必须占主导地位的七大行业之一，民营航空公司的发展受到管理层的限制。比如春秋航空推出上海到济南的一元钱机票，本来是非常正常的商业行为，却被济南物价局罚款15万元，并取消了春秋航空上海至济南的航线。然而，进入中国的外资航空公司也进行过类似的促销活动，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春秋的想法很简单：明天飞机就要起飞了，今天还有几个空位没有卖出去，与其明天就让它们空着，还不如今天1元钱卖出去，这和什么恶性竞争一点关系也没有。可是，国有企业让座位空着有理，外资企业把座位低价卖出去也有理，而民营航空低价卖出去就要受罚。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春秋航空宏观上受到政府的限制，微观上飞行员工资费用比国有企业高，票价却比国有企业低，为什么效益还比国有企业好？

       类似的现象同样存在于其他行业。比如说纺织业吧，1996年是中国国有纺织厂全线崩溃的一年，各个城市的纺织厂瞬间被民营企业收购或者被管理层收购。但是，浙江的民营纺织厂在那时不但低价收购了众多的国有纺织厂，而且至今仍然欣欣向荣。如果政府把民航业完全对民营资本开放，同时不从政策上扶持国有公司，可能民航业也会走到这一步。

       我认为，民营企业至少在三方面优于国有企业，一是成本控制，二是对人才的尊重，三是经营决策自由。民营企业是企业家自己的资产，企业产生的所有费用都是在花他自己的钱，于是他有动力想尽一切办法节约成本。春秋航空在成本控制方面绞尽脑汁，最著名的有三个办法：一是和二线机场加强联系，二线机场由于停靠的航班少，对航空公司的收费也较低；二是机上不提供免费的食品，而是像火车上一样由空姐来推销食品和纪念品；三是降低飞机在机场的停留时间，增加飞机的利用率。我坐过四次东航的飞机，说实话飞机上的午餐味道还是不错的，但如果取消这个可以把机票钱降低36%，那我也情愿取消。国有企业由于制度的原因，在成本控制方面做得不够，或者说缺乏节约意识。国有航空公司票价比春秋贵，最后还要亏损，其内部浪费之严重，可见一斑。那么，国有航空公司把钱浪费到哪里去了？是不是都发给员工了呢？显然不是，因为民营公司给飞行员的工资比国有公司还高，东航、海航、南航的那么多飞行员设法向民营公司跳槽就是证据。

       中国自从设立股市以来，国家就希望让国企通过上市优化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绩效。可惜，历任决策者都搞错了一个因果关系：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中，应该是企业达到一定的绩效指标才能上市，而不是通过上市来达到绩效指标。另外，由于国家对国企绝对控股，国企的管理层也无须像正常市场一样，担心股民用手投票罢免自己，或者用脚投票打压股价，使公司被其他企业廉价收购。因此，国企即使上市，也可以不受公众的约束；财务状况再糟糕，股东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这样，他们既没有控制成本的内在压力（因为钱浪费了也是国家的），也没有控制成本的外在压力（因为股东不能把他们怎么样），自然就不会去控制成本了。

第二，国有企业对人才不够尊重。除了收入外，发展空间可能也是他们考虑的一个因素。东航作为一个具体的企业，内部情况我不清楚，但国有航空公司不得不用上千万元的索赔来强行留住飞行员，飞行员用集体请假、静坐到这次的“返航”来抗议，可见飞行员对公司的不满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一个尊重人才的企业，劳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吧。老国企给人的印象是思维僵化、论资排辈、等级森严、看关系不看能力等，经过这么多年改革，情况可能有所好转，尤其是民航这种直接面对市场竞争的行业，但国企的先天缺陷仍然根深蒂固。

第三，国有企业的经营受政府的干预太严重，而这些干预可能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而中国的民营企业，虽然在刚起步时的管理也比较粗放，但现在已经逐渐建立了科学的管理体系。以民航业为例，2002年，中国民航业在行政命令下实现了重组，组建了新的国航、南航、东航三大航空集团，云南航空公司就是在那时被并入东航的。而正是飞行员感受到了合并前后待遇的差别，与公司协商未果，才有这次返航事件的。其实，稍微懂点企业管理的就知道，两家企业能不能合并，如何合并，合并后的战略、业务、人事、财务、渠道、信息系统等如何整合，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经过严密、科学的论证，甚至需要外部咨询师的介入。而政府仅仅一句“要把国企做大做强”，就下文件重组企业，让大公司把小公司全部吞下，实在是太不科学了。结果，虽然民航大重组已过去六年，但内部整合仍然没有完成，地方分公司与总部矛盾重重。

由于民营企业拥有上述三方面优势，如果政府真的让国企、民企在同一平台上公平竞争，那国企要么破产，要么被迫进行彻底改革。可是，由于政府就是国企的父母，怎么能不溺爱他们呢？溺爱的结果就是，国企存在的问题在学界讨论了20多年，一直没能得到根本的解决；限制民企的结果就是，外资大举介入，被溺爱的国企和被限制的民企竞争不过，只好把中国市场拱手让给外企。一块市场，宁愿让外国人做也不让中国的私人做，这是什么心态？

我理解国家出于安全的考虑，规定公有制必须在某些行业占绝对多数，其实西方国家也是这么做的。但我认为目前国家选择的这七个行业并不恰当，比如民航业就应该全面开放，而机械设备制造业才应该真正用政策保护起来。

去年11月10日的《经济半小时》节目对春秋航空的廉价航班进行了专题报道，我印象深刻，尤其是节目最后主持人的评论，内容如下：

“除非拿出硬邦邦的财务数据，否则谁也不会相信，敢卖出1块钱飞机票的春秋航空，这家小航空公司居然能够达到国内单机赢利的最高水平。然而，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

“春秋航空所创造的‘中国式’奇迹放在国际民航业的大盘中，可能并不怎么起眼，但是它的存在对于中国民航业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另类，不如说是一个讽刺。

“中国民众需要廉价而优质的航空服务，中国民航业需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国际民航业曾经因为911事件遭受重挫，如今它又重新回到了景气周期。当跨国航空公司虎视耽耽、步步蚕食的时候，中国的航空公司应该抓住历史机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不但为中国老百姓提供低价优质的服务，也用财务数据为自己在资本市场上换取一点好的名声。

“而对于民航业的监管部门来说，与其细心呵护，不如让市场来决定航空公司的命运，让竞争决定谁是强者，这才是真正的监管。”

我完全赞同。要教会国企游泳，必须把它们扔进商海。

3月31日，东航云南分公司18个航班飞到目的地上空后集体返航，上千旅客滞留机场。第二天，关于返航是飞行员在薪酬问题上与公司产生矛盾后的报复行为的猜测在媒体上广为流传，但东航坚决否认，认为返航仅仅是因为天气原因。但在民航总局、东航总部进行调查后，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东航在4月7日承认部分航班返航“存在人为因素”。4月17日，民航总局公布调查结果及处罚决定，认定返航为“非技术原因”导致的，对东航罚款150万元，停止云南部分航线经营权。

应该说，这一事件在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后，得到了迅速且基本令外界满意的解决。

     但事情过后，我们发现，这一事件其实是一些制度性矛盾激化后的公开化，制度不改革，同样问题就可能再次发生。所谓制度性矛盾，就是即使飞行员不是那18位、而是另外一批人，即使他们不属于东航、而在其他国有航空公司工作，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在讨论东航“返航”事件时，我们应该遵循对事不对人的原则。

     我想，从这一事件至少可以看出三方面制度的缺陷，一是劳资纠纷的解决或者说员工维权制度，二是企业国有制度，三是特殊人才培养制度。

     劳资矛盾是导致这次返航事件的直接原因。这里不想讨论东航飞行员与东航具体的矛盾（大家可以参考网上相关报道），而是想从宏观层面讨论中国的员工维权渠道问题。

     在员工权益保护制度健全的国家，员工自愿成为工会的会员，在发生劳资矛盾后，由工会代表员工与公司谈判。一般来说，企业有自己的工会，同一个行业还有一个劳工联合会。如果劳资谈判不能达成一致，工会就会组织企业甚至全行业的罢工，迫使资方改变态度。最近一次著名的大罢工就是去年11月的巴黎地铁大罢工。

     中国的工会诞生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不久，最初的功能也是组织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罢工则是斗争的主要方式，只是和现代西方的工会斗争比，更加暴力和血腥，基本上罢工都会以流血结束。共产党执政以后，工会组织被保留了下来，但性质却变了。当时认为国内已经不存在资本家，因此“劳资矛盾”不复存在。国家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自然也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成员，是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他们即使和工人有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工人罢工，那就是在罢自己队伍中先进代表的工——哪有不那么先进的工人罢先进工人的工的道理？于是罢工成为非法行为，工会则负责调解工人与企业管理者的矛盾。但是，由于党同时控制着企业和工会，中国的工会和企业管理层存在密切的联系。在国有企业里，工会主席属于企业的高层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企业和工人产生矛盾，工会的调解作用其实非常有限。（中国大学里的学生会，蜕变过程和工会类似）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企业都是国有，工人过着计划经济下的吃大锅饭生活，和企业的矛盾比较少。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改革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向资本家靠拢，管理层和工人事实上已经不属于同一阶层，他们的矛盾逐渐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阶层矛盾。但是，国家不允许罢工的法律和企业工会的性质没有变化。另外，随着民营和外资经济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设立工会。由于中国政府在企业与工人的矛盾中一般站在企业那边，而市级、省级、乃至国家级总工会又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这些工会也不能独立地为工人说话。不允许罢工，也不能指望通过工会向企业争取权益，中国的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就十分狭窄，他们自己创造出了新型的维权方式，而这些方式往往带着暴力和悲壮。

     中国工人常见的维权方式有两种：跳楼和静坐。民工以跳楼相威胁向资本家讨要拖欠的工资，在媒体眼里已不算是新闻；至于静坐，则多见于国有企业的工人。他们在企业门口或者政府门口挂起类似于“我要吃饭”横幅，然后静坐抗议。不同地方的政府对这类行为的态度有所差异：对于威胁跳楼的民工，有的地方先把民工救下来，然后处理他的讨薪问题，最后一般能把拖欠的工资要回来；有的地方则认为民工违反了什么条例，救下来后要拘留的。对于工人的静坐，有的政府会派代表与工人谈判，有的则直接出动武警，有的则直接无视。一般来说，参与静坐的工人越多，工人中退休老人的比例越高，事情得到正面解决的可能性越大。

     无论是民工的跳楼还是国企工人的静坐，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它充分暴露了中国工人维权渠道的匮乏。而这次东航的“返航”，在一位东航机长看来，和民工跳楼性质一样。

     其实，无论是民工的欠薪问题，国企工人的下岗安置费问题，还是东航飞行员的住房补贴问题，如果工会能站在工人这边与企业谈判，或者政府的劳动部门能从独立于企业和工人的第三方的角度进行调解，都可以和平、高效地解决。可是，工会形同虚设，政府站在企业一边，工人不得已选择了社会作为他们倾诉的对象——而要引起社会的关注，只能尽可能把事情搞大，比如跳楼、静坐，还有这次的“返航”。东航返航事件后，飞行员和公司矛盾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飞行员待遇问题也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果然，返航后的第二天，东航就同意提高飞行员的飞行小时费，而调高飞行小时费征税标准的计划也被冻结。

     不去威胁跳楼，就不能拿到拖欠的工资；不“返航”，就不能达到提高收入的目的。前人维权的“成功”，被后人效仿，人们逐渐忘了“正规”的维权渠道，而记住了“只有把事情闹大，让社会给企业高层施加压力，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一种可怕且不健康的现象。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企业有责任，政府也有责任。东航管理层不重视飞行员的声音，不愿意与他们对话，最后飞行员以“返航”的形式将矛盾公开化，企业形象也受到严重损害。而政府没有从法律上改变工会的地位，劳动部门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仲裁，堵塞了工人向政府求助的渠道，不得不诉诸于社会，政府也失去了在工人心中的威信。

     而从更根本的层次讨论：为什么企业和政府如此漠视工人的权益呢？用传统的话说，就是企业和政府没有把工人当成国家的主人；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企业的管理者和政府官员还是把自己定位于“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在对自己的错误定位的指导下，他们对工人的诉求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导致工人不得不选择了不那么恰当的申诉途径，最终造成工人、企业和政府“三输”的局面。

4月13日，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在深圳做题为《城市化与贫民权利》的演讲，建议深圳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门用作给农民工兴建贫民区；次日，他又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中国的城市化与贫民权利》一文，再次阐述自己的观点。

消息一出，激起各方讨论，其中反对声居多。4月14日，新华网发表评论，指出贫民窟解决不了中国的城市化问题；4月17日，《新京报》又发表陶短房先生的评论，认为秦晖的建议是在把农民工与市民的不平等现象制度化、实体化、程式化；同一天，《东方早报》发表一篇评论，认为修建贫民区会导致族群对立、阶层分化，进而激化矛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也表示，从来都没有想过建“贫民区”来解决住房问题。关于赞成的观点，我只看到4月15日，《新京报》发表人大教授张鸣的评论，对秦晖的观点表示支持。

贫民区和贫民窟，一个偏书面，一个偏口语，在后面的讨论中，两个词交替使用，指的都是同一种地方。联合国对贫民窟的定义是安全用水不足、卫生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不足、住房建筑结构差、人口过密、居住权没有保障的地区。这个定义还是很定性的，比如“安全用水不足”，那么多少算足？“人口过密”，多少算过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情况，很难界定清楚；而中国一向宣称我们国家不存在贫民窟，自然也没有相应的定义。本文讨论的贫民窟，就是一提到这个词你脑海中浮现的那个场景，或者你在电视里看到的其他国家的贫民窟的那个场景，或者你所在城市里最穷那些人住的地方。


      我对秦晖教授的观点基本支持，但是需要明确三点：

第一，       政府要造的这个建筑群，不能在公开场合宣传说“我们要建的就是贫民区”，更不能在建筑群门口挂块牌子，说这里是贫民区，这个太伤自尊了。我相信秦晖教授也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形象地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建筑群而已。在现在的官方词汇中，“廉租房”、“城中村”可能更合适一点。

第二，              贫民区形成后，其公共服务体系应该受到政府重视，服务标准和商品房小区相比可以有所差别，但必须以尊重居民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为底线，政府不能把被其他社区淘汰的东西扔给贫民区，比如受污染的水、过期的药品、不具备相关资质的医生等，更不能房子造好后就撒手不管，比如不清理垃圾、投入的治安警力很少等。

第三，              除了农民工外，城市里的贫困群体，如下岗失业工人、刚毕业的大学生等，也应该纳入类似的社会保障体系。

下面简要阐述一下秦晖教授建议为农民工修建贫民区的理由，希望没有曲解他的意思。根据国外的经验，农民进城后的居住问题一般通过两种途径解决，一是“自由”，即允许农民自己在城市里搭房子、甚至是窝棚住，二是“福利”，即政府出钱造房子，廉价卖或租给农民。但中国的现实是，自由没有——不要说农民了，就是买不起房子的城市人，也没有集资建房的权力，更不用说搭据说会影响市容的窝棚了；福利也没有——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少得可怜，拥有本地户口的人通宵排队三天不一定能排上号，农民自然被排除在外。你自己不给人家建房子，人家自己建你又不允许，那怎么办？只能去开发商那里买房子了。可是开发商的房子大多数城市人也买不起，农民工更只能望房兴叹了。（记得小学时学过一首诗：“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当时老师告诉我们说这首诗反映了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云云，不知现在小孩还学不学这个，也不知老师会怎么讲。）

那么，有人要问了，既然进城农民不能住政府造的房子，也不能自己造房子，更买不起商品房，那全国1.4亿农民工住哪里去了？

只要稍微了解一点农民工生活状态的就知道，他们一般住在两种地方，一是工厂宿舍，二是城中村。住在工厂宿舍（对于建筑工人就是工棚）意味着夫妻分居、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每年春节前后，大量平时住在工厂宿舍的农民工挤火车回家，创造出了举世无双的人类大迁徙。这种农民工被称为“两栖人”，即平时在城市打工，农忙和春节回农村。“两栖人”出现至少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农民工35岁之前在城市奉献青春和汗水，35岁后就被赶回农村，相当于城市把人家血汗压榨干了就把人家赶走，从感情上说不人道，从现实上说如果他当时是被征地后被迫进城的，后面的生活怎么解决？即使家里还有土地，很多初中毕业就进城的农民工也不会做农活了，后面生活也存在问题。第二，孩子几岁甚至几个月就被扔在家里，缺少父爱母爱，没人照顾，容易产生心理问题，最近几年经常出现留守儿童自杀的报道。即使没那么极端，思想教育和学习也会受到影响，阻碍他们今后的发展——难道他们以后注定走上父母的老路？第三，夫妻分居，农民工的性压抑问题突出。2007年3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有关部门进行的专项调查中，有5%的男性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调查还显示，已婚夫妻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39%的男性、55%的女性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调查报告指出“这说明，性压抑已经成了民工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最近几年由于大学大搞基础建设，学校里有大量施工的民工，某些学校偶有女学生被强奸的消息传出。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当然要同情受害者，施暴者也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个人品德问题，而是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仅仅靠法律的震慑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秦晖教授把农民工的境况描述为“35岁前没有家庭生活，35岁后没有社会保障”。他质问：“长远下去会怎样？别的社会问题且不论，请看奇文《亲子鉴定与文化问题》：中科院北京基因组司法物证鉴定中心2005年共做了3000例左右的亲子鉴定，其中680例鉴定为非亲子，比率达22.6%。而其中农村例子中非亲子率更是‘有点惊人’，高达将近50%！今后我们的社会基础、文明基础、人伦基础会如何变化？”

住城中村的农民工一般是夫妻合租，而且收入要高于住工厂宿舍的（否则付不起房租），这样正常的家庭生活可以得到保障。有的农民工夫妇还把子女也带到城市里，过年也不回农村，可以说已经成为准城市人（当然，这些农民工也面临着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问题，不过本文主要讨论住房问题）。

那么，既然在城中村居住可以基本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为什么还要建议政府造贫民区呢？答案很简单，城中村就是事实上的贫民区，政府认为它有损城市形象，近年来在加大力度改造。改造过后，没有城中村了，或者房租上涨了，农民工怎么办？

住工厂宿舍会有一系列问题，城中村又要被改造，政府必须在“自由”和“福利”中挑一个赋予农民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也就是说，政府要么允许农民工在城市里自己建房，要么为他们建房。秦晖选择了后者，这才有政府牵头造贫民区的建议。


      在反对秦晖教授建议的评论中，一般都承认农民工确实面临住房困境，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下面我选择一些方案进行讨论。

1. “用人单位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应当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住房条件。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机关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时候，应当考虑到用人单位在住房福利方面存在的问题，鼓励用人单位为农民工提供舒适的住房条件。”

这种观点把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责任推给了用人单位。前面已经论证了，民工住在目前用人单位提供的宿舍里会带来三大问题。那么，难道要求用人单位给每户农民工分一套一室一厅？我想，连花国家钱不心疼的国有企业现在都不干这种事，怎么能要求私人老板这样？况且现在经济不景气，人家做生意本来也不容易。

2.“政府在进行城市规划时，不能一味地贪大求洋，而应当在城市规划中为工薪阶层保留住房建设土地，并且以经济适用房或者廉租房的方式，让城市工薪阶层居民获得最起码的住房保障。”

这条建议几年前就被人反复提起，可惜效果一直不好，主要存在开工面积小、资格审查严、配套设施差、价格并不经济等问题。这里我顺便说一句，有一个事实大家心照不宣，就是虽然官方一直不承认，但贫民区在我国的城市中早已广泛存在。在哪里呢？就是老国有企业早年分配的福利房、城市工薪阶层住的廉租房和农民工和刚毕业大学生住的城中村。如果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政策能落实，当然也不错，可是当土地转让收入已经占到某些城市财政收入的40%时，政府愿意把土地用来造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吗？正是因为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严重不足，城中村又一个一个被改造，所以秦晖教授才会建议政府建“贫民区”。他的建议其实可以等同于“建议政府扩大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规模和适用范围”，只是在公开演讲中，需要用“贫民区”来吸引听众。

3. “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在追求高额利润的同时，应当考虑到社区和谐问题，为那些在社区从事服务业的居民提供必要的住房条件。”

这个又把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责任推给了开发商，更是毫无道理。国外的成熟住房制度是，政府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开发商解决中高收入群体的住房，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可以小一点、装修可以朴素一点，但房屋质量、小区绿化、社区医疗、治安、公共交通这些还是应有尽有。总之就是公屋可以保证基本的安居乐业，需要额外的服务就需要自己拼搏找开发商买房子去。开发商以盈利为目的，必须给广大股东一份漂亮的财务报表，追求高利润率无可厚非。给穷人造房子，不是开发商的责任。即使在“小政府，大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穷人的住房问题也归政府管，何况在“大政府，小社会”、税负全球第二的中国？

4. “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使农民在农村也能过上一种富足安适的生活，这不仅为中华民族未来的粮食安全投资，也是为了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的谈判地位。”

这个建议有道理。我在讨论春运问题的时候也说过，如果农民在家里种地，也能取得和在城市打工差不多的收入，他们为什么还要进城呢？春运问题不就解决了么？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农村实在是容不下那么多人，给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自然条件恶劣的那些地方投入再多，也不能有什么产出。农产品市场已经全球化，中国的农产品要增强竞争力，除了农业科技人员的努力外，还必须走规模经济的道路。那些不适应规模经济要求的地区，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那些原来粗放发展、现在改走规模经济道路的地区，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也要向城市转移。另外，现在的农民工，有的是土地被征用不得不进城的。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必然会产生更多的失地农民。因此，通过一些政策（发展乡镇企业、养殖、经济作物种植等）让农民更加富裕，可能会让一些农民工回流农村，但大部分可能还是不会回去的，从根本上说，农村人口减少、城市人口增加，是我国目前的大趋势。

5. “给每一个愿意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以同等的国民待遇，提高工资占GDP的比例，使他们能够在城市里过上一种有基本尊严的生活。”

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现在提出来太理想化了。他的基本思路就是给农民工涨工资，让他们在城市里买得起房——我的妈呀，如果农民工都买得起北京、上海的商品房了，我们恐怕都进入共产主义了。

综上所述，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责任不能推给用人单位，也不能推给开发商，不能指望通过政策使他们回到农村，更不能指望他们买商品房，而只能由政府承担。政府牵头为农民工造房子，然后或租或卖给他们，既可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也可以避免农民工“两栖”带来的社会问题。另外，随着农民工在城市里住进和市民一样的小区，无形中也加快了他们融入城市的进程。

有的人听着“贫民窟”这个词总觉得刺耳，觉得我们是强调共同富裕的，怎么能出现这种东西？但我说，不管你提的纲领、口号、目标是什么，老百姓只关心自己的衣食住行，你得先想办法把人家安定下来。而且，现在离共同富裕相差甚远，非要让所有人都住在相同漂亮、服务相同完善的小区里不现实。富人住新房子、大房子，穷人住老房子、小房子，政府应该尊重这种事实，然后设计出一套公平的富人、穷人之间进行阶层流动的制度，而不是强行推倒那些老房子、小房子，制造出城市漂亮、整洁的假象。前面已经说了，贫民窟在我国早就存在，如果你不愿意正视这个词语，那本文开头也说了，你新造的那个建筑群也可以叫做“廉租房”嘛。反正老百姓心里知道两者是一回事，对于穷人来说，有地方住就好，面子思想并没有官员那么严重。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秦晖教授只提到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其实城市贫困阶层的住房问题也非常严重，包括老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和在城市漂泊的异乡游子（其中不少是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前者由于有当地户口，还有可能买到经济适用房或享受廉租房；而后者由于是外地人（所谓“北漂”一族），其实和农民工没有太大的区别。对于这些人的住房问题，也应该靠政府解决。此外，在较好安置农民工以及贫困市民后，要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对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金、公积金制度的改革也必须迅速跟进。

附一篇新华网4年前的一篇报道：《走进海口“贫民窟”》，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贫民窟的大致情况。四年过去了，不知道这里是否发生了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类似的情况在我国各地广泛存在。

6.     十七大

关于十七大的重大意义，《新闻联播》已经说了很多，我就不说了。

这里说些题外话。在十七大召开前一年多，外国媒体已经开始预测谁将成为中国第五代领导人；去年“两会”以后，关于新常委名单的预测也全面展开。从最终结果来看，外国媒体预测的准确程度还是很高的。

7.     华南虎照片真伪之争

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宣布，镇坪县城关镇文彩村七组村民周正龙，于10月3日在该县神州湾一处山崖旁，用胶片和数码照相机同时拍摄到两组清晰的野生华南虎照片，经陕西省林业厅组织野生动物专家和影像专家共同鉴定，照片是真实的,从而宣告失踪了20多年的野生华南虎重新被发现。各大媒体迅速跟进，报道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
         然而，仅3天后，网上就传出质疑华南虎照片的声音，指出照片的6个疑点；第二天，陕西林业厅就予以反驳。从此，舆论出现了“挺虎派”和“打虎派”，相互争吵，至今仍未平息。华南虎照片真伪之争，成为中国2007年底最大的一场闹剧。先后有三人愿意“用脑袋担保”照片是真或是假。12月2日，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专家认为照片中华南虎的影像是不真实的，陕西林业厅第二天又重申自己的鉴定结果。12月9日，国家林业局要求国家权威机构鉴定华南虎，但鉴定结果至今未公布。12月31日，陕西省林业厅一高官昨日称，“二次鉴定”结果之所以迟迟不能揭晓，主要缘于鉴定机构压力较大。他们认为，现在舆论几乎一边倒认为照片是假的，一旦公布鉴定结果为真，可能引起强烈反应。我个人认为，从这里可以推断，二次鉴定的结果可能仍然为真。
         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经过这么一炒作，各利益集团纷纷加入后，就越搅越复杂了。正像前面评估PX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一样，中国的专业评估机构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们所作的评估不是基于学术真理，而是基于上级意志。为什么大多数人相信网友的说法，而不相信陕西林业厅？同样是政府公信力太低的原因。照片是真是假，对网友来说无所谓；但对陕西来说，为了建一个自然保护区，为了获得国家拨款，为了发展旅游，照片必须为真。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网友的话更可信。
         我不懂摄影，但我还是觉得鉴定一张照片的真伪并不是困难的事，为什么不同的专家会有不同的结论？难道仅仅是学术观点的差异么？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活得纯粹一点，不要带着复杂的动机去做事情！
         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浪费是多么严重。为了弄清楚一个人为炒作出来的问题，陕西省派人上山搜虎、组织专家鉴定，据说开支在10万以上；同时，这一事件也占用了大量的媒体资源和行政资源。以前看过一篇《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华南虎事件充分支持了文章的观点：中国的制度成本太高，中国人的勤劳相当部分对冲了制度成本——大家不停忙活创造出来的财富，就因为制度问题被损耗了。《中国青年报》刊文质问：如果照片是假的，是不是应该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8.     农村低保政策

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提出我国到2007年底将全面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同时，国家提高了自然灾害救助标准，进一步推进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建设。这些政策是2003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延续。通过近30年的侧重城市发展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大大增强，但城乡差距却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让农民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大势所趋。但我们也注意到，一般越富裕的省份对农民的补助越多，而这些地方的农民虽然比城市居民困难，但相比贫困省份的农民来说已经算富裕了。真正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农民还是集中在贫困省份，而本不宽裕的省财政对他们的帮助却有限。所以，对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的补助，应该由中央财政统一安排，否则将扩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另外，在早期推广城市低保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资格审批不严，开着小车吃低保，而真正需要低保的却拿不到低保的现象。相信在中国，这种现象将广泛存在，尤其是制度建设更加落后的农村。这也是我国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时必须关注的问题。

9.     物价上涨

有一件你生活中的必需品，原价50元，你有两种方案去买到它。
方案一：花50元买；
方案二：打八折买，但是你有x的概率在购买过程中失去生命，y的概率受伤(y>x>0)

你会选哪个呢？或者问：你在x、y小于多少时，才会选择方案二？也许你会说，我虽然也不富裕，但要冒着生命威胁节约10元钱，还是不值得。如果你这么想，我只能说：你不足够穷。几百名重庆市民，在11月10日，在x=0.6%，y=6%时选择了方案二，最后3人死亡，31人受伤。
     那一天，重庆家乐福超市搞促销，菜籽油打八折出售。消息传出，重庆市民天不亮就去超市排队。一开门，人们蜂拥而入，结果踩死3人，踩伤31人。有评论说：“……事故，踩痛了重庆,踩出了这个刚被赋予城乡统筹发展探路重任的大都市的贫富差距,踩出了社会底层的生活。”
     家乐福踩踏事件是中国物价上涨对人民生活影响的一个缩影。中国11月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9%，这已是1997年2月以来的最高涨幅。更重要的是，这些涨幅主要是由与普通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肉、蛋、粮、油、菜贡献的，它们的涨幅都在30%以上，远高于收入的涨幅。
     学者们在争吵这是全面通货膨胀还是结构性通货膨胀，香港的学者偏向前者，而政府偏向后者。这一次，我又要说政府的经济学家没有独立性了。他们认为并不是所有消费品的价格都在上涨，而是有涨有跌，所以是结构性的。但是，他们回避了涨的种类有多少？跌的又有多少？涨的种类涨了多少？跌的种类跌了多少？难道当社会中只有一种消费品价格下降1%、其他全部上涨50%时，还能叫“结构性通货膨胀”吗？
     当然，普通人并不关注这类争吵，他们切实感受到了物价上涨给自己带来的困难。政府的帮助总是慢一拍，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节约、节约、再节约，把本来就很低的生活标准再次降低，一些家庭连续数月餐桌上见不到肉。
     今年是一个涨价年。除了生活必需品，房价的上涨也引人关注。不同学者对房价上涨的原因解释不同，有说是开发商囤地的，有说是政府抬高地价的，有说是国际游资流入的，有说是炒房团太猖獗的，还有说是未婚女青年导致的。但不管怎么样，老百姓是越来越买不起房了。
     国家应付高房价的办法还是两个，一是控制房地产企业融资，二是建设廉租房。2007年央行的货币政策明显趋紧，今年有进一步从紧的可能，导致房价在年底暂时稳定。但我觉得，即使房价降一半，大多数人还是买不起，更何况房价不可能降一半。政府的宏观调控，目的不在于让房价降下来，而是让房价不要涨那么快，否则自然崩溃的楼市倒真有可能跌一半了。要解决广大人民的住房，关键还是靠政府补贴，要么补贴给购房者，要么补贴给开发商。但不管补贴给谁，就目前来看，也轮不到我享受。有人说，其实城市中最艰难的是都市白领，我是赞同的：更富的不怕房价、物价涨，更穷的有政府补贴，中间的最辛苦。

最后想说一点，物价上涨是导致踩踏事件的根本原因，而家乐福超市的保安工作出现漏洞是导致事件的直接原因，但家乐福给踩踏事件中遇难者的赔偿仅7300元，并且和政府勾结，禁止遇难者家属接受媒体采访。而与此同时，不知多少大学里，学生们正在鉴赏它的商业模式。

10.     证券市场红火

今年是中国有证券市场以来最红火的一年，中国证券市场在这一年完成了跨越式发展，无论是融资额、成交量还是总市值，都比前一年翻了几个滚。在物价上涨造成的负利率刺激下，中国人的理财意识被突然唤醒，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股市开户数增至1.4亿户。股市行情从来没有牵动着这么多人的神经，边上班边炒股，边上课边炒股，身边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投入其中。

但是，在市场红火的同时，相当多的人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却并没有赚到什么钱，有的甚至亏损。有人在研究中国和外国的创业时说，中国人创业多属于被动创业，即找不到工作没饭吃了，不得不去创业；我觉得中国人理财也属于被动理财，即钱放在银行里越来越少了，不得不取出来理财。所谓“被动”，就是大多数人决定理财都是被环境所迫，决定理财时并不具有相关知识、理念和心态，没有自己的理财思路，道听途说，急功近利，当然赚不到钱。80年代初的被动创业能赚钱，是因为那时供不应求，只要能造出东西就能赚钱，可以说“5·30”之前的股市也是这样。可惜的是，留给被动创业者的时间有20年，但留给被动理财者的时间只有几个月。5月底被腰斩一次，11月又被腰斩一次，当然赚不了钱了。

我认为，理财是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必须做的事，这么多人树立了理财意识是好事，但理财收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营业外收入”，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主营业务来做。所以，该上班的还是好好工作，该上课的还是好好学习——事实上，不用天天看盘也能获得丰厚利润。（不过这个……呃……虽然道理是这样，其实我自己也是天天看盘、不务正业的，这个诱惑力实在是有点大）

 

以上回顾了我个人评选的“2007十大国内新闻”，和其他媒体的评选结果有重叠，也有区别。总的来说，这一年我国能保持相对稳定，没有战争，没有大规模的瘟疫和饥荒，已经比大多数国家幸福了。2008年关注三件头等大事：3月3日开始的“两会”，将产生新一届政府；3月20日的台湾“总统”选举；8月8日开始的奥运会。希望在2008年，政府能更开明一点，物价能降一点，股市再涨一点。

刚刚过去的2007年，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应该是记忆深刻的一年。在这一年，广大的中低收入家庭再次尝到了阔别10年的物价上涨；证券市场经历了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步跨越——指数、市值、开户数、成交量、融资额；越来越多来自草根阶层的新闻取代领导的会议、指示进入了大众视野；普通人开始学会借助舆论发出自己的声音……岁末年初，各大媒体都照例推出了自己评选的十大新闻。我注意到某些官方媒体仍然喜欢把一些会议的召开和政策的出台作为十大新闻，但一些官方色彩较淡的则更关注民生话题。下面我来评点一下2007年国内发生的十件大事，基本上结合了官方活动和民生话题。

1.     重庆钉子户事件

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繁华地带一工地中的鹤兴路17号房屋，因开发商和房主杨武、吴苹夫妇未达成协议、僵持三年未拆迁，一直孤独地耸立在被挖空的工地中，被中国网民和国内许多媒体称为重庆“最牛钉子户”。3月19日，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裁定，杨武、吴苹夫妇必须在22日以前自行搬迁，否则将实行强拆。21日下午，杨武重新住进了屋内，并把一面写有“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横幅和国旗挂在屋顶，向外界展示“保卫自己的财产”的决心。此后十天，重庆钉子户事件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新闻。经过多次对话和协商，双方于4月2日达成协议，吴苹选择了异地实物安置方案，开发商将其在重庆沙坪坝区开发的一处门面房，按同样面积交付吴苹。事件获得和平解决。此后，广州、深圳等地相继出现“最牛钉子户”，一个比一个牛。
         杨武、吴苹夫妇并不是中国第一家钉子户，钉子户随着城市拆迁安置工作的开始而诞生。这家钉子户能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除了近年来舆论环境有所松动外，主要还是因为在杨武住进“孤岛”的五天前，十届人大五次会议刚刚通过了《物权法》。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它首次明确了私人财产和国家财产一样，都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在此以前，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于国家意志，否则就是不顾大局、破坏安定团结。国家要修路，要拆你的房子，你就得搬，给你点补偿算看得起你，你哪有资格讨价还价？后来情况不一样了，很多时候征地主体不再是国家，而是私人企业，征地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群众利益，而是企业的商业开发。何况，即使是国家征地，有的也带有盈利性质（比如造高速公路，那简直是暴利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再不给被征地人补偿就说不过去了，但由于国家总是站在企业那边（我在以前文章中说过，中国政府在处理政府、企业、人民三者关系时一直站错了位置），所以补偿总是少得可怜，被征地人难以满意。为了获得企业的进贡，政府利用自己的暴力资源帮助企业强行征地，轻者断水断电，重者直接上推土机。杨武、吴苹夫妇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的房子也被断水断电，推土机就在房子外面，但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赶上了好时光，推土机最终没强行启动。不仅如此，九龙坡区政府和法院还多次和他们坐下来协商，重庆市政府也表了态，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我想，与其说这是政府执政思想的进步，还不如说是迫于《物权法》刚通过时的舆论压力。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那就是，政府站在企业那边固然不对，但一味袒护钉子户也不妥当。重庆钉子户事件之后，钉子户的境况有了大幅好转，提出的要求基本都能得到政府支持。这给人一种错觉，就是不管最初的补偿是多少，都坚决不能接受，只要拖下去，最后总能得到更多的补偿。于是出现了一些漫天要价的钉子户，还有“无论给多少钱就是不搬”的钉子户。这种钉子户就不应该得到舆论的支持。拆迁补偿，我认为能够合理反应被拆迁户的损失就是恰当的，过高了不利于企业发展，过低了侵害了人民利益。那么，怎么计算这个“合理”的补偿呢？希望相关部门早日出台一些可定量操作的计算办法。
         最后想说一点，有人总喜欢把外国和中国比，说如果一户美国人不愿意搬走，高速公路就只能改变规划；还说伯尔尼（瑞士首都）市民反对噪音，于是不允许政府造大型机场，他们认为中国也应该这样。我的看法是：第一，美国、瑞士为这种人也付出了代价，最终受损的是大多数。比如，现在要造京沪快速铁路了，恰好要走我家过，于是我说，给我补偿1亿，否则我就不搬，结果双方在那里僵持三年。很多原本可以坐火车的人就只能坐飞机了，是不是受损的是大多数呢？第二，受小农思想的影响，中国人之自私举世无双，容易出现漫天要价的现象。上述美国、瑞士的例子是个例，大部分人还是明白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的。但中国人素质太低，不讲道理的太多，而且毫无公共利益的概念，对于有的人，不用强制手段还是不现实。总之，对于拆迁出现的纠纷，最关键要把握好一个“度”，兼顾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不是说有了《物权法》，个人利益就高于国家利益了，两者应该是平等的。

2.     铁路部门推出动车组“和谐号”

4月18日，全国铁路实现了第六次大提速，同时推出了新型豪华列车“和谐号”。关于这个事情，我已经在8月底写过《“和谐号”：又一次不和谐的劫贫济富》（http://hi.baidu.com/charles841/blog/item/0f2c1bdf75337f1163279887.html），用6000字的篇幅、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我对“和谐号”的否定，这里不再重复论述过程，仅重述我的观点：和谐号只是为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开行的列车，他们用高出数倍的价钱买来了高速度、一流的硬件和相对优质的服务，如果这没有影响其他人的利益也就算了，毕竟先富起来的人有资格先享受。但是，和谐号的开行，造成大量小站被关停，大大增加了广大居住在县城和乡镇的群众的出行成本；由于其他列车必须给和谐号让路，造成其他列车在4月18日后事实上的减速；铁路对和谐号的优质服务也使其他列车乘客感知到的服务水平相对下降，损害了所有坐其他列车的乘客的利益。另外，在全局的角度来看，和谐号降低了列车的载客数量，使本来就十分紧张的铁路运力更加紧张，又损害了每年春运1亿多坐火车的人的利益。

3.     厦门PX（对二甲苯）事件

厦门海沧PX化工项目是2006年厦门市引进的由腾龙芒烃（厦门）有限公司投资的化工项目，总投资额达108亿元人民币，选址于厦门市海沧台商投资区，投产后每年的工业产值可达800亿元人民币。它距厦门市中心仅7公里，方圆10公里内有旅游胜地、学校、居民区、自然保护区。一旦发生事故，将直接威胁厦门岛上百万人。但从厦门岛撤离只有一座四车道的厦门大桥，显然是不可能短期内撤出那么多人的。两会期间，以厦门大学赵玉芬院士为代表的105个政协委员齐声呼吁，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这条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厦门市民才首次获悉PX项目对自己的威胁，有关话题迅速成为坊间热门话题；关于PX对健康的危害、以及国际组织对相关项目必须远离城市的规定通过短信和网络迅速在厦门乃至全国普及，越来越多的厦门市民呼吁抵制PX项目。5月28日，厦门环保局否认PX是剧毒化合物，腾龙芳烃公司也列出了公司采取的提高安全性的措施。5月30日，厦门市政府宣布暂缓建设PX项目。但政府的行为没有让市民放心，在政府表态之前，主题为“反对PX，爱护厦门”的群众游行已经通过短信组织起来。6月1日，厦门市民走上街头，举行和平游行，要求将PX项目迁出厦门。当时，这条消息被政府严密封锁，外网上关于“厦门”“PX”之类的帖子全部被删。
    为平息众怒，厦门市政府开始启动环境影响评估。其实在2005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已审查通过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随后国家发改委也将其纳入“十一五”PX产业规划7个大型PX项目之中，并于2006年7月核准通过项目申请报告。但有关方面一直拒绝向公众公开这份环评报告。2007年12月5日，新的环评报告出炉，并向市民代表公开。12月13日和14日，厦门举行了两场PX项目环评市民座谈会。19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认为在PX这个厦门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上，“各方专家意见倾向一致：在海峡西岸地区择地迁建，是一个上上之选。” 厦门PX事件获得圆满解决。
    关于这个事情，就我所知的情况，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厦门市民和政府通过这个事件都得到了进步，PX项目的迁建，说明在信息时代，草根也可以通过网络、短信等渠道反映民意，而政府也应该顺应这种民意。从封锁消息、恐吓游行组织者到主动召开市民座谈会，政府有了进步，而厦门人更自豪地称自己为“中国第一批公民”。厦门PX事件的处理，和两年前的东阳画水事件相比，不知进步了多少。（东阳画水事件：政府出于增长GDP的考虑，计划在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王坎头村修建化工园区，遭到当地村民的反对。村民自发在通往工业区的道路上安置帐篷，日夜不间断驻扎在那里，阻止园区建设。2005年4月10日凌晨，东阳市政府领导带着2000多名执法人员，到画水强行拆除村民的帐篷，与村民发生严重流血冲突。事件发生后，政府派警察封锁了王坎头村，所有官方媒体也全部封锁消息，所以不知道伤了多少，死了多少，抓了多少，砸了多少。）第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已经非常低，必须引起重视。就我所掌握的信息来看，PX的毒性并没有群众传言中的那么大，属于低毒物质，如果安全措施到位，造一个化工厂也并不是不可以。这可能是该项目能够得到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原因之一吧。但在此后的传言中，PX被描述成易爆炸的高致癌物。为什么一个人，情愿相信普通市民转发的短信，也不愿意相信环境部门的“专业”解释？按理说，PX项目到底对环境、对居民安全有多大影响，环境部门比普通市民要清楚得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见我国政府的公信力已经低到了什么程度。原因很明显：在人民心中，环境部门没有独立性，其评估活动不是基于学术真理，而是基于上级意志和GDP意志。它虽然懂得多，但从不说实话，所以它的话还不如普通老百姓可信。这个现象在其他部门也广泛存在。2004年以前，山西发生矿难的煤矿一般是无证小煤矿，之后政府展开了清理、关闭无证煤矿的行动，但矿难并没有明显减少。尤其是近两年，发生大型矿难的煤矿一般都“六证齐全”，通过了安监部门的验收。为什么？
    最后我想说一点，我为厦门人成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能够和政府直接对话感到高兴，也为我国大多数地方的人感到惋惜。厦门PX不建了，自然要建在其他城市，项目潜在的危害，自然就会降落在其他市民的头上。真的希望政府对民意的包容态度能迅速普及全国。

4.     山西黑砖窑事件

即使是最官方的媒体，在年终总结时也不能无视这个话题。山西黑砖窑，是共和国不可忘却的痛。在建国58年、改革开放29年后的中国，居然还存在着旧社会式的包身工。他们中有50多岁的残疾人，也有不满10岁的儿童，被拐骗到山西的黑砖窑、黑煤窑做苦力。他们工作了十几年却拿不到一分工钱，他们一旦试图逃走就可能被窑主打死，他们不能洗澡、理发，仅靠最基本的食品维持生命。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种黑窑里面工作，也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人被随意埋在了废弃的窑里。我在6月写过一篇《谁该为中国“一国三制”负责？》（http://charles841.spaces.live.com/blog/cns!501342C974013BD!628.entry），发表了我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我认为，政府解救出包身工、关闭黑砖窑并不意味着黑砖窑事件的解决，因为导致这一现象的本质因素依然存在，那就是民工技能的缺乏和信息的缺乏，而培训农民工、为农民工和合法企业提供招聘平台，都是政府的责任。我认为，“在黑砖窑的奴隶被解救出来后，政府应该以此为教训，考虑农民工的生存问题。这些被解救出来的奴隶，如果没有接受职业培训，不掌握就业信息，还是只有继续在车站等待出卖体力的机会，就难免再次陷入黑心老板魔掌。”“无论奴隶、妓女、小贩、还是流落街头的小混混，当他们从事的是他们唯一能从事的事时，无论这样的事是如何不忍卒读、如何伤风败俗、如何违法乱纪，都无法阻止他们继续做下去。要让他们过上正常的生活，就必须让他们掌握正常的技能，并且为他们提供运用这些技能获取维持其基本生活的收入的环境。”

5.     太湖蓝藻事件

这件事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并不大，但对无锡市民来说，可能至今记忆犹新。太湖每年夏天都会暴发蓝藻，但今年情况特别严重。5月29日，无锡市的自来水散发出恶臭，无法饮用，市民纷纷抢购纯净水。无锡采取了调长江水入太湖等多种措施改善水质，到6月3日基本恢复正常供水。该事件成为继2006年哈尔滨大停水后，又一起因水质恶化导致全市停水的事件。
    今年的太湖蓝藻事件，有降水偏少、太湖水位偏低等自然因素，但太湖沿岸超标排放氮、磷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才是罪魁祸首。不仅是太湖，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河流和湖泊都多少受到富营养化的困扰，但人们在GDP和环境保护之间，总是选择了前者。直到环境已经开始报复，人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学经济的人总喜欢吹捧所谓“苏南模式”，但我认为，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都是基于高能耗的，经过近30年的发展，都必须做出改变，其他地方更不能复制。

2007-11-7

 

今天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90周年的纪念日。

在以前的中国，这是一个类似于国庆的日子。但在今天，即使打开中国最官方最主旋律的网站，关注的也是嫦娥、取消黄金周、华南虎这些大众话题；即使在思想最活跃的高校，论坛上也鲜有人留意到这个日子。十月革命，已经从全民的节日，蜕变成少数学者的研究课题。

16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构建他们的政治理论体系，描绘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国家。90年前，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攻克冬宫，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在短短六年时间里，列宁在实践中突破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如何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做了拓荒性的探索。经他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又被后人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继任者斯大林另辟蹊径，经过30年开创、完善并巩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总结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苏联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苏联模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唯一模式。尽管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试图结合当时形势对这一模式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走远。22年前，戈尔巴乔夫开始了新的尝试，这次尝试被证明是失败的，他直接导致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

由此可见，列宁、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是十月革命后苏联最重要的领导人。列宁匆匆开了个头就去世了，后两者都对以前的路线进行了彻底的变轨。事实已经证明，戈尔巴乔夫的修正是失败的；而一个合理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模式也是失败的，否则戈尔巴乔夫就不会做修正了，而且东欧阵营的瓦解也是证据。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两个问题上，苏联领导人没有给出正确的答案。那么，如果可以回到1924年，面对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搞斯大林的苏联模式又应该怎么办？如果可以回到1985年，面对苏联萧条的经济和猖獗的官僚主义，应该怎么办？

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也没有给出更好的答案。新兴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全盘接受了苏联模式，并同样遭遇了失败。比东欧幸运的是，中国的失败并没有导致国家变色——虽然曾经游走在变色的边缘。在苏东剧变中幸存下来的中国，必须要面对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可以表述为：在已经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后，应该如何改革，才能既克服这些弊端，又不至于丢掉政权？

中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简洁，而且现在看来也不是错误的（注意：“不错误”和“正确”不是一个概念）：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虽然正确，但由于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一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描述可能存在偏差。列宁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致，实践中修正了偏差，可以认为是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然而，斯大林的苏联模式和马克思主义的差距就有点大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马克思主义被进一步“突破”，变得越来越灵活和抽象。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与经济三条支柱中，斯大林吸收了经济的全部和政治的皮囊；戈尔巴乔夫抛弃了政治，进而事实上抛弃了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戈尔巴乔夫相比，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不同就是把政治的皮囊吸收了。至于哲学，不论是哪国哪党，虽然一直提倡，但都从来没有真正奉行过。

回过头来看，十月革命时期的俄罗斯，是和马克思主义最接近的时期。其后，各国的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前人的思想不断地进行了解读和修正，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结果，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掺杂了其他人的思想，成为一套融合了一百多年来诸多社会主义政权领袖思想的理论体系。由于不同领袖间的差异太大，也出于青史留名的需要，他们的思想又被分别命名。尽管所有这些衍生出来的思想都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本源，但实际上是离它越来越远了。最初，领袖们会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各取所需，补充到自己的思想中；但越新的领袖，由于时代发展得实在太快，也由于信息来源的增加，能够在马克思那里吸取到的东西越来越少，马克思于是趋向于抽象化和符号化。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生的思想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已经比较少了，因此和资本主义也就不那么对立了。甚至可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界于经典社会主义和经典资本主义之间的社会形态，它和经典资本主义的距离还相对短一点。因此，在十月革命90年后，没有人来关注，也在情理之中了——就像法国鲜有人纪念1871年巴黎公社一样。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然马克思主义的元素比较少，那主要集成了什么元素呢？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比所有同类的理论体系都更侧重经济而不是政治，更侧重个人而不是国家，更侧重物质而不是精神。这是一个发展中的理论，发展趋势是在一定阶段开始侧重政治，侧重精神，而侧重个人的趋势不会改变。更加关注经济，就是把政治的面向对象逐渐缩小为一小群特定人士，而不是全民；以后会侧重政治，不是回到以前全民搞政治斗争的状态，而是进入全民参政议政的新时期。更加关注个人，就是开始保护个人的利益，而不再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更加关注物质，就是倾向于把金钱和地位作为评价个人和组织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以后会侧重精神，不是回到以前离开物质生活空谈精神的状态，而是进入物质精神共同富裕的新时期。总的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关注“人”，不管是政治、经济、物质还是精神，最终目标都是实现人的发展。而实现人的发展，到底是通过什么主义的道路实现的，恐怕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中国不再纪念十月革命，可能反映的就是政治宣传的淡化，这是一种进步。如果某一天，中国人不再纪念毛泽东、不再怀念毛泽东时代（现代人纪念毛泽东，恐怕大多数带有对那个时代的怀旧和对现实的不满），中国就比现在更加进步了。

第三，和谐号实际上隐性侵害了除了它目标客户外所有火车乘客的权益。我在本文开头就质疑第六次提速是不是真的提速了。的确，从官方公布的列车运行图看，确实各种档次的车型的运行时间都有所缩短。但实际情况呢？就是除了和谐号以外，其他列车的晚点率迅速升高，也就是说很多列车并不能按原定的时间走完全程。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列车必须给和谐号让路。如果与和谐号相遇，就算是特快，也必须低下原来高贵的头让和谐号先走，更不用说快速和普快了。所以，事实上除了和谐号能够达到计划的200公里/小时的速度外，其他列车是减速的。和前五次提速不一样，第六次大提速仅仅为和谐号提了速，其他的反而减速。这充分说明第六次提速是仅面向富人的提速。

为了说明其他列车深受和谐号之害，下面引用一个材料。有火车爱好者整理了京广线上不得不为和谐号让路的列车表，称为《京广D车踩车一览表》。根据统计，5对动车组就将“踩”77次列车，有的列车运行途中还可能两次被“踩”。比如，北京到郑州的D131次，将踩上T5,T7,T55,T61,T87,T231,T579,K49,K261,K279,K471,1089，一共12次列车；北京到汉口的D123，将踩上T79,T89,K21,K237,K401,K599,1145,2163，一共8次列车。而这里只是4月18日第一批动车组开行时的情况，京广线上的动车组安排得越来越多，现在早不止5对了。和谐号经常光临的京沪线、沪杭线等等的情况可以类推。

和谐号的这种行为，是牺牲其他乘客的时间来换取它目标客户的时间。也许在铁路部门的眼里，那些人是商务和政界精英，只有他们的时间宝贵；而其他人让让他们也是应该的，谁让你们不愿多付钱也来坐和谐号呢？

第四，和谐号将进一步加重春运时的运输压力。春运期间坐过火车的人应该都知道，如果不是穷人，谁还愿意去坐那东西啊？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分析过从根本上解决春运问题的办法。这里从短期看，在需求不能减少的情况下，缓解春运压力，一是建铁路，二是增加单位铁路里程的运力。但是，和谐号开行后，我国单位铁路里程的运力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因为不卖无座票，一列和谐号最多只能坐600人；而其他列车，即使不卖无座票，也可以坐1500人，更何况，大家都知道，春运期间火车都会超员一倍以上，也就是可以承载3000人甚至更多。同样占一根铁轨，显然是普通的列车更有运力，能满足在春运期间把尽可能多的旅客运送回家的要求。虽然路上难受一点，但总是能回去的。

如前所述，有了和谐号后，一些慢车就停开了。也就是说，铁路部门用一些只能坐600人的车换下了可以装3000人甚至更多的车。这不是给春运帮倒忙么？而且慢车由于速度慢，所以价格低，深受广大民工的欢迎。这里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成都到上海有三次车，但你只需要说“到上海”，不必说具体哪一次车，售票员就会给你想要的那次。怎么回事呢？如果看你是个民工，就给你1354，因为是慢车，票价最低；如果看你是学生或者年轻人，就给你K292，票价中等；如果是中年人，就给K284，票价最高。但是如果哪天和谐号把我们西部人民也和谐了，说不定1354就没了。造成的后果就是民工要么回不去了（因为用一列和谐号代替1354，相当于总的车票数每天减少3000-600=2400，由于学生票必须要保证，而有关系的自然不用担心，只能减少分给民工的票），要么付出至少比原来高一倍的价钱才能回去（因为第二便宜的K292的票价就是1354的2倍多）。今年陇海线上已经开行了和谐号，河南民工回家会不会更艰难，让我们明年春运时拭目以待（当然，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即使更艰难了，媒体也不会那么说；即使说了，也会归结为其他原因）。

和谐号的确很舒服，因为座位和飞机的座位感觉差不多，车上人也少得多。但是中国坐火车的人毕竟是越来越多，你这里人少了，自然其他车上人就多了，自然有的人就坐不了火车了。可以说，富人用金钱买到了时间和空间，而穷人不但牺牲了时间和空间，甚至坐火车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第五，和谐号充分暴露了铁路部门嫌贫爱富的心理。铁路被称为“铁老大”，由于是垄断经营，相当长的时间以来，他们没有服务意识，对待旅客的态度十分恶劣。但是，今年5月14日，由哈尔滨开往北京的D26次列车，由于机械故障晚点了5个小时，铁路部门却给每个乘客赔偿了200到300元不等。我看到这个消息丝毫不认为是铁路部门学会尊重旅客了，即使是，也局限于和谐号的旅客。我们这些坐普通车的还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否则的话，那些被和谐号“踩”的列车的乘客，怎么没有谁得到补偿？而且我们普通列车晚点，并不是自己的车出了问题，就是为了给你和谐号让路才晚点的，那你是不是应该把和谐号的巨额收入分给我们一部分呢？

他们当然不会这么做。坐和谐号的才是他们的优质顾客，最能给他们带来利润。你想想，同样是从哈尔滨到北京，L182次才78元，D26却要386元，是前者的5倍。即使铁路在和谐号的运营成本要比其他列车高，那也不至于高那么多吧？我没有铁路部门成本的数据，但我个人认为，D26带给铁路的利润要比L182高得多。如果铁路私有化的话，恐怕他们一列普通列车都不想开，全部改成和谐号了！所以，当D26的乘客遭遇晚点时，铁路部门想到了安抚；而其他列车的乘客遭遇晚点，他们连一句解释都没有。

不过铁路部门也够可怜的，他们对D26乘客的态度虽然比对我们好多了，但人家并不买账，还在网上攻击他们的“铁老大”作风。

我上面从五个方面论证了我的观点，即和谐号只是为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开行的列车，他们用高出数倍的价钱买来了高速度、一流的硬件和相对优质的服务，如果这没有影响其他人的利益也就算了，毕竟先富起来的人有资格先享受。但是，和谐号的开行，造成大量小站被关停，大大增加了广大居住在县城和乡镇的群众的出行成本；由于其他列车必须给和谐号让路，造成其他列车在4月18日后事实上的减速；铁路对和谐号的优质服务也使其他列车乘客感知到的服务水平相对下降，损害了所有坐其他列车的乘客的利益。另外，在全局的角度来看，和谐号降低了列车的载客数量，使本来就十分紧张的铁路运力更加紧张，又损害了每年春运1亿多坐火车的人的利益。

有人说，和谐号是我国一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人家研究出来你怎么能不让用呢？首先，这东西是不是自己搞出来的本身就有争议。其次，即使是自己搞出来的，如果不能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惠，就是不能用。实在要用的话，可以开那么一两对展示展示就行了。

可惜，铁路部门把和谐号作为和航空市场争抢顾客的手段，大有全面推广之势。我觉得，作为国有的公共服务部门，铁路不应该把盈利作为第一目标。我承认和谐号比其他列车的带来的边际利润率高得多，但铁路部门不能仅看到这个。看见富人坐飞机没有必要眼红，踏踏实实为铁路沿线的广大群众服务，政府可以为铁路部门提供补贴。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国有公共服务部门逐渐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全民所有的属性，像一般企业一样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忽视边际利润低的所谓劣质顾客。尤其是一些垄断部门，利用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明目张胆地攫取暴利。即使在欧洲国家，情况也不完全是这样：富人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服务，而穷人对公共产品的基本需求由国有的公共服务提供商负责提供。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服务提供商更没有理由不负责穷人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的满足。如果穷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而这些机构还有余力，推出面向富人的服务才是可以接受的。在目前的中国开行和谐号，实在是超前了。

我认为，和谐号是铁路部门脱离中国铁路运输实际做出的大跃进式的决策，是铁路部门的政绩工程，其结果就是劫贫济富。面对中国人均铁路里程才5.7厘米（印度人均6.2厘米,巴西人均17.6厘米）而人口流动逐年增强的现状，铁路部门应该继续建设铁路，多开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慢车、快速和特快列车，让全国人民都从铁路建设中受益，真正实现“人民铁路为人民”。

PS：现在发现越来越罗嗦了唉，一写就是6000多字，不得不拆成两三篇。以后要尽量做到言简意赅了。 

伴随着今年4月18日全国铁路的第六次“大提速”（后面要讨论是不是真的提速了，所以这里加引号），一种新型的火车出现在了我国的铁轨上，那就是被命名为“和谐号”的动车组列车。它运行时的平均时速为200公里/小时，内部设施豪华，服务质量相对较高，总之各方面均优于现有的其他列车，至少从硬件上看和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了。

但是，和谐号的出现并不代表我国的铁路运输业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广大人民可以在舒适的和谐号里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了。和谐号仅仅是为大城市里的富人准备的盛宴，它不但与穷人无关，而且还事实上掠夺了穷人本来已经被严重侵害的权益。尽管铁道部某部长出于谄媚心理，把它命名为“和谐号”，但它的出现实在不利于我国已经开始重视的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不利于社会和谐。

一辆世界先进水平的列车出现在中国，应该是举国欢庆，为什么被我扣上了这么大的帽子？我将根据我掌握的材料，从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和谐号”与大多数人无关。前面说了，它是为大城市里的富人准备的，大城市里的穷人和小城市的所有人都与之无关。

首先是小城市的坐不成。和谐号只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等极少数大城市间开行，这些城市中除了郑州、南昌、武汉和长沙外全部在东部。而且和谐号中途只在3、4个大站停靠很短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不幸居住在小城市，你就是想坐也坐不成，更不用说在县城里和农村了。其实，这里说的“小城市”有的并不小，只是算不上特大城市而已。比如大连、成都、宁波、厦门这些城市，也不算小了吧，但目前与和谐号无关。

其次是穷人坐不起。这里说的“穷人”有的也不一定穷，我想一般工薪阶层也不愿自掏腰包去坐和谐号吧。以上海到杭州为例，最便宜的2581次（烟台至金华西）只要15元，通常的价格是25元和33元两档，而和谐号要54元，差不多要高出普通车一倍。那么时间上呢，我坐过的T797（上海至宁波）票价25元，用时93分钟；动车组54元，用时78分钟。一般人应该不会为了节省15分钟多付一倍的价钱吧？但事实是遇到节假日和谐号的票还比较紧张，毫无疑问是中产阶级及以上的人买走了——他们才是和谐号的目标客户。

再次是有的人坐得起也不让坐。和谐号规定旅客的行李长、宽、高都不得超过60厘米。这个规定的潜台词就是把民工和长途学生排除在外。民工在外做工一年，学生在外求学一年，回家提的行李无论如何也会超过限制。

综上所述，和谐号仅仅面向少数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及以上的人，并且他们出行的目的只能是商务和旅游。这种人在13亿人口中占多少呢？恐怕占不了多少。和谐号与大多数人无关。

第二，和谐号严重侵害县级和县级以下单位群众的利益。有人说，和谐号作为一项新服务，自然应该有它的目标客户，把你排除在目标客户之外是人家的权力，你有什么好闹的？我说，铁路运输作为公共产品，不可以用传统的企业管理视角来分析，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这样。抛开这个不谈，更严重的是它不但与大多数人无关，而且还在侵害着他们的利益——即使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这么做也是要受到制裁的。

我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道理。4月18日过后，中国的铁路没有延长一寸，但是铁路上多了上百对和谐号，怎么不撞车呢？明显的是，和谐号的开行是以原来的列车停运为代价的。中国的火车按速度分为普快（就是俗称的“慢车”）、快速、特快、直达和动车组五类，一般速度越快的车中间停靠的站越少。对于来往于大城市之间的人来说，中间停的站少当然是好事情，但对铁路沿线众多的县、县级市和乡镇来说就麻烦了。在没有和谐号的时候，列车每次提速都会减少停靠站，一些县、乡镇的群众出行就会受到影响。而和谐号的出现加剧了这一现象，甚至给一些小站带来了灭顶之灾。和谐号开行后，不但原有的特快、快速继续减少停靠站，一些慢车甚至被取消，原来只有慢车才停靠的小站因此消亡，这一现象在和谐号集中的东部尤其突出，主要是河北、江苏、广东三省。

小站的消亡给当地群众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他们不得不先做汽车再到市里去做火车。有关部门的规划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就是城市通过公路与下面的县相连，县通过公路与乡镇相连，城市之间才用铁路相连。但是，这个纸上谈兵的规划脱离中国实际：首先，中国的公路运输非常贵，原因主要就是中国拥有世界上70%的收费公路，而且交警甚至地方政府靠公路吃饭的现象也非常严重，导致运输企业成本居高不下。如果乡镇和县城的人们不得不坐汽车出行，汽车运输企业又可以借机涨价，那将大大增加人们的出行成本。其次，中国的火车票大部分不是在售票处卖出去的，尤其是长途卧铺票（票去哪里了大家都清楚）。如果下面所有县、乡镇的人全部涌到市里面买车票，火车票将更加紧张。如果当天没买到怎么办？不管是住在市里还是回去，交通成本都远远增加了。再次，中国的城市规划相当糟糕，汽车站往往和火车站相距甚远。群众从县城或乡镇到了城市，又要辗转前往火车站，不但交通成本高，而且耽误时间。

这里举一个实例。廉江是广东湛江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原来有8对列车停靠，廉江人50多年来已经习惯坐火车去广州。但有了和谐号后，现在只有两对列车在此停靠，而且并不到广州。于是廉江人想到广州就麻烦啦。改变生活习惯不说，时间和金钱成本都上升了。廉江人必须先坐汽车到湛江西站，再坐火车去广州，而事实上火车从湛江出发后还是要从廉江站经过。廉江人每去一次广州，就要白白多走一百公里，多花几个小时和几十元。

河北东光的人更郁闷。经过前几次提速，就没有火车在东光停了，于是东光人只有去沧州市坐火车。有了和谐号后，附近一些小站又消失了，导致沧州的票也非常紧张，有的东光人只有去天津坐火车。然而，他们从天津上车，火车还是会回到东光的。

小站的消亡还可能对当地经济产生不良影响，最终还是使当地群众利益受损。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但是有了路，却没有车在这里停，这个路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广东雷州面临的疑惑。当时铁路在雷州市境内征地3868亩，作为支援国家建设征用的土地，付出的代价才1万元一亩。而雷州为此整体搬迁了一个村，还自费建了一条铁路连接线。结果呢，车站才建好两年，就彻底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雷州有了铁路，不但没有靠它致富，反而还倒贴进去不少。客车不在雷州停靠，当地政府意见也比较大。而前面提到的廉江也比较麻烦。廉江号称中国电饭煲之乡，主要是广州企业看中了这里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都比较低。现在外地客户来廉江不方便，平时住在广州的企业家到廉江也不方便，当地都担心招商引资会受到影响。

两个小站间的距离一般就几十公里，从技术的角度讲，火车要提速，就不能刚开出几十公里就停车（火车启动时的加速度很小的，一般要10~15分钟才能加速到正常速度），所以必须削减停靠次数。而火车提速又是普遍受欢迎的，于是小站和小站所在地的人们就做了牺牲。但是，在国力还没到那个程度时，我们可不可以不那么在乎速度，而给小地方的群众出行留下方便？我们可不可以留下一些面向短途乘客的慢车，而不要那么多和谐号？正如廉江火车站站长所说：“我们以前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现在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地区的和谐发展。在火车提速后，对县域经济的发展的影响不应该被忽略。”

这次提速和和谐号的开行，将导致上千个小站的客运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取消客运，而它们的服务对象往往都是生活在小城市的市民和农民。和谐号的开行，确实方便了大城市那些衣着光鲜的中产阶级的出行，却严重侵害了铁路沿线县级和乡镇级广大群众的利益。铁路不应该仅仅为了起点和终点的大城市而存在，它是利用全国纳税人的钱造出来的，怎么能仅仅为起点和终点的人服务呢？如果铁路不能为沿途的群众带来实惠，就是抢劫他们的钱来为大城市的富人服务，这无异于一次劫贫济富。 

从15日到17日，我又去参加了学校迎接新生的工作。之所以用“又”，是因为我进大学来每年都去迎新，从05级到07级。貌似很少有人从大二到大四每年都去迎新哦。

为什么我大四还要去掺和这些事情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校园是我非常留恋的地方，还有10个月就要离开校园了，说不定以后再也回不来了，即使回来感觉也大不一样了，所以还是想去最后见一届新生，看看小孩子们青涩和单纯的眼神。另外，新生多多少少有点学长崇拜，所以和新生打交道可以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还有最近确实比较闲：其他大四的同学大都在实习，而我已经赋闲在学校半个月，天天在寝室也不是办法，去自修教室又动力不足，还不如去接接新生，凑凑热闹。

这里要澄清两点。第一，迎新生不是为了图谋不轨。一般认为学长迎学妹都没安好心，我可从来没想过利用这种机会怎么怎么样。事实上，大多数新生，我与之接触一分钟，就可以把她们列入黑名单了。通过今年的迎新，我对社会上普遍攻击的“80后”的缺点深有体会，也难怪那些50后、60后甚至70后会对80后横加指责了。第二，迎新生不是为了挣钱。我迎新时每天工作时间比实习时的还长，但工资不如实习时的一半。更主要的是，恰好这几天股市走势不好，手上的大盘蓝筹更是领跌品种，由于参与迎新没有看盘，这三天遭受的损失比我的工资多多了。

现在看来，这最后一次迎新，却是对现在的年轻人观察最真实的一次。

 

先简单说说我每年迎新都干嘛吧。每年我干的事都不一样，三年下来，除了去车站接人没做过，迎新流程的其他环节都做过了。05年我作为学长组成员在宿舍楼外的太阳伞下迎接新生。新生被扔到宿舍楼外后，我们就带着他们办入住手续，最主要的还是帮他们提行李。有的新生行李特别多，来送的亲戚也很少，没办法只有我们帮着提上去。06年我代表银行在学生活动中心办理现场缴费，这一次的工作环境是最好的，也是最轻松的。今年我代表社区服务中心在青溪三、四舍发放卧具，有时也不得不帮新生把卧具搬到寝室里。但是，我只在特别情况下才搬卧具，所以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新生和她们家长领卧具的全过程，当然也可以关注寝室楼里发生的一切，还可以听其他工作人员说起以前从没听说的发生在宿舍里的事情。

如果要我给这三届新生排序的话，按照我的标准，是一届不如一届。当然，如果让每年参加迎新的楼长和值班员来排序，可能他们会说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多届了。必须说明的是，我的评价标准是比较“另类”的，如果你用其他标准来衡量，比如说考试的能力啊，把握“机会”的能力啊，包装自我的能力啊，可能是一届比一届好了。

第一，现在的新生越来越娇气，对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并不首先考虑来学校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浙大的生活条件在大陆应该是一流了，你不能要求学生宿舍像旅馆一样，或者像你家一样。05级新生来的时候，一般没有对住宿条件发表什么评论；06级来的时候，开始抱怨为什么寝室不装空调；07级来的时候，不但抱怨没有空调，还抱怨没有电梯，甚至还有人问为什么没有洗衣机。结果是，新生寝室的空调普及率一届比一届高，07级的寝室开始有冰箱、洗衣机，估计这些家电的普及率在08级以后还会继续上升。

看见那么多新生的家长和新生一起抱怨浙大的住宿条件不好，我感到，80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家长要负很大的责任。独生子女政策和物质文明的发展领先精神文明的发展，使家长对子女过分宠爱，而且主要局限于物质上的宠爱。学生宿舍不是酒店，更不是自己的家，加上我们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把有限教育资源的80%投入到20%的学校，你作为这20%学校中的一员，没有资格挑三拣四。玉泉校区的老宿舍楼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院士，而新校区的新宿舍楼里，又有多少人能够在各自领域为国家做出贡献？

有人可能会觉得，空调成为寝室必备电器，是正常的事。的确，在浙大这是正常的，但在全国范围内，空调对于大多数家庭还属于奢侈品。没有空调的日子，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也就那么过来了，你年纪轻轻，居然还喊受不了，有什么受不了的？

第二，现在的新生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从来不会想到其他人的存在。还是说装空调的事。一般来说，一个寝室要装空调，应该征得寝室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空调费和电费都要平摊的。但在今年迎新期间，有的寝室人还没有来齐，就有家长提出要装空调。楼长建议等寝室人来齐了协商后再装，某些家长竟然说“没得事，装空调的钱我出，电费也我出”。可能吗？不就是仗着自己有钱嘛，牛什么牛？如果没来的室友是贫困生怎么办？如果身体对空调房不适应怎么办？连这种事情都不愿意与对方协商，那么即使空调买回来了，不同人对“热”的感受不一样怎么办？空调温度发生分歧怎么办？难道都按你的意愿做？

80后在家被宠着，不懂得妥协，不懂得为他人着想，和家人意见不一致时家人总是听自己的。但当一群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聚在一起时怎么办？迎新期间，我听说了一些寝室纠纷，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的因为作息时间不一致，有的因为室友台灯太亮了，有的因为室友每次洗澡时间太长了……这些矛盾本来就不应该成为矛盾，即使有了矛盾也可以寝室内部解决，比如你可以直接提出你的意见，可以和对方协商，但80后缺乏这种意识，把这些矛盾通通反映到楼长那里，而且摆出拒绝调解的样子：我就是要换寝室，否则我怎么怎么了你们要负责。在我们的父辈，兄弟间产生矛盾，如果敢这样去跟家长告状，早就吃耳光了。

第三个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新生不懂感恩。这或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必然结果吧。他们知不知道奉献我不好说，但我知道他们对于索取是感到理所当然的。从05级到07级，来送新生的亲戚越来越多。05级来的时候，行李一般是新生、亲戚和学长一起提上楼。到了07级，新生一般就不提行李了，最多背一个小包，拿一个文件袋，行李“理所当然”地交给了家长。如果来送的亲戚多还好，有的新生只有一两个亲戚来送，也是四体不勤。我在发卧具时，把卧具包里面包括的东西和新生讲清楚后，绝大多数新生很自然的向后退，然后家长上前提卧具包。有几位新生的家长并不强壮，提着那个卧具包，走路都颤巍巍的，可是那些新生居然不知道上前和家长一起抬卧具包！你爸妈欠你什么吗，以致于必须像保姆一样伺候你？你就不知道说一句“爸（妈），我来吧”？在我接到的新生中，自己提卧具包的不足5人。所以每遇到一个，我都会对她们表示佩服。

是的，这些都是小事，小到不足挂齿。但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一个人的真实素质，恐怕不是从简历和面试中看出来的，也不是在演讲台上看出来的，更不是在试卷上看出来的，而就是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中看出来。一件你不在意的小事，使得你忘记了包装，于是真实的你就暴露出来了。

 

我一向不赞成按出生时间来划分人，因为人的品质是由他的生活环境决定的。当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大时，可以近似的认为同一时期出生的人具有相似的品质，比如老三届、60后、70后。但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家庭的孩子的成长环境大相径庭，仅仅因为他们都出生在80年代就把他们归为一类是不合适的，所以“80后”以及“90后”这些说法都不成立。现在人们所说的“80后”，可以认为包括农村里中等偏上以上、城市里中等以上家庭的孩子；而根据我之前对于中国教育现状的分析，正是这部分人最有可能进入浙大这样的重点大学（我认为，现在的教育制度越来越把穷人排斥在优质学校之外，从幼儿园到大学无一例外）。所以，我看到的浙大新生，可以说就是通常人们口中“80后”的缩影，但并不是中国出生于80年代小孩的缩影。我就认为，我自己就不满足人们通常所认为的“80后”应该具备的特点，所以我在文中对“80后”用的代词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如果有新生出来说“我就是一个人来报到的，行李都是我自己提上去的”，这也完全正常，因为宏观层面的分析总是允许微观层面的例外出现的。而且，浙大里面毕竟还有像我一样出生在80年代但不属于通常概念下的“80后”的人，尽管这样的人越来越难以进入浙大了。

从明年开始，90后开始出现在大学校园，那时的新生将更加发扬80后的优点和缺点，恐怕那时的大学生将更令我失望。 

7月17日，巴西塔姆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在圣保罗孔戈尼亚斯机场降落时滑出跑道，先后撞上了附近的燃油站和仓库并引发大火，造成至少200人丧生。这是巴西历史上最严重的空难。和大多数空难不同，“7·17”空难更多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巴西空管系统的老化和机场的年久失修，使得这样一场空难迟早会发生。

8月6日，那个被撞坏的仓库被成功爆破。巴西当局表示，将会在原地树立一个纪念碑，追悼罹难者。虽然要完全消除巴西航空业的安全隐患需要漫长的过程，但这块立在机场边的纪念碑无疑会提醒政府相关部门自己肩负的责任，也让圣保罗乃至所有巴西人记住不幸遇难的200个同胞。而对遇难者和他们的家属来说，一块刻有遇难者名字的纪念碑体现了对他们的尊重。

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而中国普通的劳动人民在所有的灾难中总是最先受到伤害。但是，中国又是一个健忘的国家，在英雄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国家机器铺天盖地宣传时，普通人受到的伤害总是被人们瞬间遗忘，即使受害人的后代，也鲜有将祖先受到的伤害铭刻在心的。

中国缺失对无辜的平凡的遇难者的尊重，无论是什么形式。

中国各地都有纪念碑，最著名的就是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但中国的纪念碑都是对一个群体的纪念，并不突出个人。这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中国的纪念碑都没有刻上被纪念的人的名字，碑上雕塑中的人物也是抽象出的群体的形象。但是，在个人利益越来越得到尊重的今天，我们是否有必要效仿西方国家、为普通人——那些无辜的平凡的遇难者们——立纪念碑呢？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原因就是巴西为空难遇难者建纪念碑的三个作用。抽象一下，第一个原因是刚才提到的，即个人利益得到社会承认和尊重的现实，这不但是对遇难者的尊重，也是对他们亲属的尊重。第二个原因是可以为活着的所有人做一个提醒，提醒人们不要忘了那些不幸的事件，提醒人们不要在灾难面前麻木不仁。第三个原因是可以为政府做一个提醒，生命无辜的消逝，有时是天灾，但更多是人祸。如果是人祸，那么一定是可以避免的，纪念碑可以提醒历届政府不要放松对人民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

中国空难相对较少，但不代表没有，可是没有人为空难中的遇难者立碑。中国产生“无辜的平凡的遇难者”最多的地方恐怕是工地和矿井，每年建筑工地和矿井都会吞噬上万条生命，但是很少有遇难者被纪念。就我所知，矿难后立了纪念碑的只有三次：2004年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11·28”特大矿难（166人遇难）；2005年新疆阜康神龙煤矿“7·11”特大瓦斯爆炸事故（83人遇难）；2005年广东兴宁市大兴煤矿“8·7”特大事故（123人遇难）。其他的矿难，遇难的矿工拿到赔偿后，这个事件就永远从媒体中消失了，而遇难者也永远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至于其他的看客，也就刚出事那几天感叹下“又出事了”，或者骂骂政府腐败，然后也就忘了这回事。每年上万无辜的平凡的遇难者，就这么被人们淡忘了。

也许有人会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会被世界遗忘的，又不只是这些遇难者，有必要为他们立碑吗？我说，这些遇难者本来可以活得更久，但他们过早的离开了，而且他们的离开完全是由其他人造成的——这些“其他人”既包括矿主、包工头等直接责任人，也包括当地政府官员等间接责任人。因为这一点，也为了以后少发生这样的悲剧，有必要立碑纪念他们。

其实中国以前并不是没有这样做过。修建成昆铁路时，由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加之技术落后，许多开凿隧道的工人在施工中不幸遇难。为了纪念他们，在每个隧道口，都会立一块碑，上面刻上开凿这条隧道时遇难的工人的名字。修建成昆铁路时的人员伤亡，应该说天灾的成分更大一点，但人们尚且立碑纪念；而今天建筑工地和煤矿发生的那些人为的灾难，难道不更应该立碑纪念吗？

最后补充说明三点。

有人可能会认为，那些矿工明知挖矿有危险，却自愿还要去，那出了事自己是不是也该负责？我在《谁该为中国“一国三制”负责》中对此提了一个问题：如果他们不去煤矿，他们还能去哪里？如果有更好的去处，谁愿意去挖煤呢？即使绝对安全，那也是相当辛苦的活啊！而是谁让他们失去了找到更好工作的机会？完全是自己吗？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真的一起事故立一块碑，那某些产煤区就要每村一块甚至几块碑了？我说，立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们就是要让后人知道，为了他们的幸福生活，他们的先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我们也要让现在的人知道，在遥远的产煤区，到底发生着什么触目惊心的事？你们难道不该去改变它吗？人，总是要看到一些物质的东西，才能激起精神上的情愫。

有人可能会说，立一块碑真的能起到那么多作用吗？我说，现在还不能，这需要一个过程，但如果立碑有助于尽快引导人们尊重生命。中国人不尊重生命已经到了非常没有人性的地步，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特色的“死亡指标”。上级辖区每年会给每个下级辖区一个死亡指标，只要下级辖区内当年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没有超过这个数，就算安全工作合格，否则就要遭处分。这个“死亡指标”是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不管是多少，都意味着，官员不需要为一定数量的工人在安全事故中死亡负责。这个类似于计划经济时代上级给企业定的计划。但是现在被“计划”的是生命啊，是被摧毁的家庭啊，怎么能这样来定“指标”？在西方国家，只要出了一次事故，社会各界都要要求政府彻底调查，给出应对措施，当然公开道歉是逃不掉的；如果连出几次，可能选举就会受影响，哪里会有只要不超过一定数量就不负责的道理？如果说这些国家存在“死亡指标”，那么这个指标数就等于0。我甚至猜想会不会到年底时会有官员私下商量：“我们今年的死亡指标是30个，现在才死了5个，要不我们今年就不去下面检查了？”

再举一个例子。今年4月18日7时45分, 辽宁铁岭市清河区清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钢水包整体脱落，钢水洒出，冲进炼钢车间办公室，当时该办公室正在进行交接班，造成32人死亡。我无法想象事故现场的惨象：1500度的钢水，涌进密封的办公室，涌向32名工人，他们瞬间被彻底融化……后来，钢水凝固成一块巨大的钢板，一块凝聚了32人精气的钢板。有人建议用这块钢板做纪念碑，纪念遇难者。但最后的决定是，企业效益不好，不能浪费这么多原材料，于是这块钢板将回炉溶化后继续用来炼钢。企业的工人也赞同这个决定，即使他们的亲人就在事故中遇难，因为如果企业倒闭了，他们就没有饭碗了，毕竟死者已去，自己的生活是最现实的。我看到这条消息不禁感到悲凉。

为遇难者立碑不能立即让人们尊重生命。但如果纪念碑总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人们总能会有一些感悟吧？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西方，为那些在自然或人为的灾难中失去生命的普通人建立纪念碑。他们虽然没有赫赫的业绩，但同样值得我们去纪念。

在建造浙大紫金港校区时，学生活动中心（或者是风雨操场）曾经坍塌过一次，造成三名工人（或者更多？）遇难。这个事情没有被任何官方资料记载，仅仅通过老师和学生口口相传，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而不久以后一定会没人知道的。即使知道的人，事故发生的地点、具体情况、遇难人数等也不甚了了，这就是对遇难者的不尊重。建议在事故发生地立一块碑，上书：“某年某月某日，为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建设付出辛勤劳动的建设者某某在此因某原因不幸遇难。为告慰亡魂，特立此碑。”

本文较长（逾5000字），故先写一段摘要。

【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最近广为媒体关注的北京限制“双外生”进京的事件，然后回顾了两年半以来北京越来越严格控制外地人进京的过程，这些大约占了一半的篇幅。后面主要分析了户口目前的重要程度和中国地区间差异的问题，提出大城市的人口问题和户口问题的根源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欠缺，应该在这两方面进行改进，把外地人赶出大城市不能解决问题。限于个人水平，仅给出如何平衡地区发展和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没有具体方案。

      快速前进的时代促使聪明的人类不断的发明着新词汇，使得人类的语言越来越丰富。不管下半年还有什么新词汇被造出来，“双外生”一定会是2007年最热门的新词汇之一。它6月27日刚由北京市政府发明，借助媒体的力量迅速被全国熟悉。
       所谓“双外生”，就是生源地不在北京、而且也不在北京高校求学的大学生。我和这篇文章的大多数读者都符合这两个条件，是典型的“双外生”。北京市今年进一步加强了对我们“双外生”毕业后进入北京工作并得到北京户口的限制。北京市给“双外生”获得留京指标（即在北京长期居住并获得北京户口）开出的基本条件是：限49所大学的23个专业，学士学位以上，成绩不能有不及格，非外语专业的学生要求外语必须通过四级等。注意，这仅仅是基本条件，并不是所有满足这个条件的都可以获得留京指标。而朝阳区的政策更为严格，第一外地生源、外地院校毕业生原则上不予进京审批，第二要更加严格控制专业对口，即要求按市人事局公布的北京市急需专业人才。这个政策基本上就是说只要你是“双外生”，就失去了在朝阳区落户的机会。而对于北京市的那个政策，我查了一下那23种“急需专业人才”：计算机与电子信息类、英语、经济学、法律、临床医学、护理学、药学、生物制药、环境工程、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建筑类、工业自动化、机电一体化、机械设计及制造、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汽车制造与维修、中文(师范类)、数学(师范类)、英语(师范类)、物理(师范类)和计算机(师范类)。发现我的专业还在这个范围内，其他几个条件也满足，所以理论上还有在北京市除朝阳区外其他区落户的可能性。
       此政策一出，招致全国广大“双外生”的一片声讨，但也仅仅是声讨而已。据《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89.7％的人不赞同北京严控“双外生”的做法，78.2％的人不认可“双外生”进京的基本条件。

       事实上，跳出利益相关者的惯性思维，站在时间的高度看这个问题，就可以发现对“双外生”的限制仅仅是北京市近年来限制外地人进京的举动之一，单纯反对这次的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下面我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对这个过程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2005年1月，人大教授、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建议，首次抛出了限制外地人进京的议题，影响深远。她的基本观点有：

    1. 北京市的居住人口已超过北京市各种资源的人口承载极限，严重制约了北京的发展。外来人口的大量无序调入，更加剧了这一矛盾，使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所以控制北京市的人口规模是必须的。

2. 北京存在大量在北京找不到工作或是没有合适工作的人，这些人素质比较低，长期没有工作后，往往会铤而走险，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北京城市发展并不太需要这些人，选择北京对于他们来说也可能是盲目的。人口准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这样的人离开北京，让他们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

3. 目前在北京市居住的市民，肯定不完全都是北京发展最需要的人才，但已经在北京生活的人，你没法让他们出去，人口承载一定程度上就只能限制想来北京的人了，这也是无奈之举。

4. 北京很多管理混乱的地方就是因为盲目来北京的人造成的，比如说收废品、恶意乞讨的，他们的存在确实损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我总结一下，她的意思就是，北京人太多了，必须要控制人口，但北京本地人不能赶出去啊，那只有不让外地人进来了。但外地人都不进来也不现实，素质低的外地人应该被限制，高素质的还是可以进来。同时，她将北京的社会治安问题完全推给了这些低素质的外地人，作为他们必须被赶出北京的证据。

此后，北京市一些领导对此事做了表态，基本观点是人口必须要控制，但如何控制还需要研究。

2005年8月，北京市发改委向北京市民征询对北京“十一五”规划的意见，这次征询的结果可以视为是北京普通市民态度的反映。“将外地人挡在城外”成为征集来的11条主要意见之一。具体的建议是：

1. 政策管理是关键，对进京户籍继续实行严格限制；建立宏观控制，形成严密的管理机制，对人口总量加以限制。

2. 对在京务工的外地人实行市民待遇，提高雇佣外地人的成本，减少雇佣外地人的机会；家政服务及餐饮服务应由北京市下岗人员承担，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

3. 提高生活成本，实行住宿限制，没有达到要求的居民个人房屋不能随意出租，从而限制低收入外地人进京。

相比政协委员和政府官员，老百姓的话直白多了。

从2006年开始，北京人意识到大学毕业生和“低素质外地人员”、无业游民一样是北京人口膨胀的罪魁祸首，于是在限制低素质外地人的同时开始限制大学生。那一年，又有政协委员建议只允许“211工程”高校的毕业生进京，从北京市开出的“双外生”留京基本条件看，这一建议应该是被采纳了，并加上了专业限制和成绩限制。

然后就是2007年，朝阳区率先彻底对“双外生”关闭了大门（当然肯定有后门可以走的）。

由此可见，北京限制外地人进京是个连贯的过程，趋势是外地人越来越难进京：最初是无业的不行，然后是低收入的不行，接着非重点大学的不行，再接着是专业不对口、挂科的、没过四级的不行，最后是一律不行。从现在的政策看，能够拿到留京指标的外地人只能是在外地工作多年、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去北京创业或者做高级管理人员的。北京暂时还没有必要对这些人关上大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禁止“双外生”进京已经是北京限制外地人的最严厉措施了。

即使在《中国青年报》做的那次调查中，过半的人也承认北京的人口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我也承认这一点。而对于北京这种对外地人充满诱惑力的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而不是出生率，所以计划生育政策对北京的作用并不大。北京控制人口就只剩下两种方式：一是把外地人挡在城外，二是把本地人赶出去。如张惟英所说，虽然北京人并不都是高素质人才，但把他们赶出去不现实，于是只有不让外地人进来了。大家扪心自问，如果你是北京市长，如何解决北京的人口问题？我相信大部分人坐在那个位置上也会做出和现在北京市政府一样的决定。

的确，解决北京人口问题似乎只有两种方式，既然不能把本地人赶出去，只能不让外地人进来。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本地人不愿意出去，同时外地人拼命想进来？

答案很明显，就是中国城乡待遇相差悬殊，而不同城市间的市民待遇也相差悬殊。而决定你属于城市还是农村、属于什么城市不是你住在哪里，也不是你生在哪里，而是你户口在哪里。

户籍制度是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人口管理制度。同是中国人，户口不同，享受的社会保障、医疗条件、教育费用、升学机会、求职机会大相径庭。当其他省把考上复旦作为至高无上的荣誉时，复旦在上海居然招不满。这一点在外国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这次实习时遇到一个小学毕业就到英国留学的海归，我发现给她解释在中国“上大学需要选择是否迁户口”这个现象非常困难。在她眼中，一本护照证明自己是英国国籍就足够了，为什么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上学还要迁户口呢？当然，她更不能理解，为什么西部人考上东部的大学一般都会把户口迁过去，而东部人考西部大学一般都不迁。一个北京人考上浙大，如果把户口迁到杭州，真怀疑是不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当然杭州户口也是挺值钱的，只是比起北京还是差一点）。

也许有人说，现在户口的作用已经远不如以前了，北京只是不给“双外生”户口，去做“北漂一族”还是不限制的，也是没有办法限制的。只要自己有本事，没有北京户口同样能在北京发展得很好。所以，真正有能力的人没有必要理会这些政策。我的看法是，首先，不管对你个人的发展有没有影响，根据你的生源地和学校决定你的户口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任何有社会责任感的都应该尽力改变它。其次，户口在就业时的影响还是存在的。最初一些企业招人直接要求应聘者有当地户口，后面说这样是就业歧视，就不明说了，但隐性歧视一直是存在的。这不能完全怪企业，因为不少在外地打拼的人由于户口的关系最后都会回到家乡，导致企业员工流动性增大。去年在一家外企参观时，一副总裁直说企业希望招杭州本地人，因为历史经验证明外地人在工作五六年后一般回离开杭州，而那时正应该是他们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时候。第三，户口的作用仍然不可小视。不是所有“北漂一族”都能实现最初的梦想，当你的收入不能为子女支付外地人必须支付的择校费时，当你不能享受到北京的医疗保障而你的收入又不足够高时，你只有选择离开。所以，北京对“双外生”的限制，虽然名义上只是对户口的限制，但实际上由于户口在中国的作用仍然很大，北京通过户口大大提高了“双外生”进入北京就业的成本。

城乡户口差异和城市间户口差异虽然有历史原因，但差距扩大到现在这样主要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核心原因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方正是现在户口最值钱的地方。中国公认最排外的地方——北京和上海——正是中国财富最集中的地方。在反复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我们有意或无意忘了后半句“先富带动后富”。结果，先富起来的人立即用自己掌握的经济和行政资源把自己和其他人隔离开来，不但不带动他们富起来，还要防止他们夺取自己的既得利益，现在连他们在自己领地上的生存权都剥夺了，根本目的就是只允许自己富。但是，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欲望是无法被抑制的，后富一族仍然拼命向先富一族看齐，而户口似乎仍然被视为是“看齐”的对象之一。先富地方的人把自己的户口作为区别富人与穷人的标签，他们尽力阻止穷人贴上自己的标签，但穷人拼命想得到这些标签，于是富裕地区的户口价值越来越高。大部分人没有得到想要的户口，于是产生了仇富现象，于是社会就不安定了，富人进一步找到了排斥穷人的借口，如此恶性循环。

因此，要解决北京的人口问题，限制外地人进京和彻底取消户籍制度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人口问题、户口问题说到底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没有哪个国家的地区差异有中国这么大。的确，要做到每个地区发展程度完全一致是不现实的，但政府应该控制地区间差异，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中国人的乡土意识还是比较强的，如果不是养老、医疗、住房这些后顾之忧没法解决，谁愿意背井离乡？所以，政府至少应该保证，一个人只要辛勤劳动，不管在哪里其基本的住房、医疗、教育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这样可能很多人就没有必要为了基本生存而远赴北京、上海和广州打工了。现在的情况是，农民种一年地饭都吃不饱，城市的下岗职工的子女上不起高中，生了病只能在家里等死，因此不得不趁年经健康时外出打工。

还有一种事业心强的人，觉得在小地方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于是放弃小城市的工作去北京、上海闯荡。一些大学毕业生也这么想。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不一定会带来大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因为当地区间只有社会环境的差异而没有社会制度的差异时，大城市的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迁往小城市。在地区间相对平衡的国家，人口流动是基于个人偏好，而不是生活所迫。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免去了后顾之忧，人们更容易按照自己的个性选择定居的地点，大城市的纸醉金迷将会成为一部分人的追求而不是13亿人的向往。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先富起来的地方具有先发优势，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在同一平台上竞争，就像中国和美国竞争一样，穷的地方总是吃亏。另一方面，总的来说，中国富裕地区自然条件比贫困地区好。我看一个地方有没有发展前途，首先看那里有没有水，没有水的地方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唯一的例外是北京；其实是山高不高，山高的地方也不太可能发展起来，唯一的例外是温州。因此，要缩小地区间差异，没有政府的努力是不行的，另外还需要一些富人道德上的支持。目前看来，中国富人素质太低，比所谓的“低素质的外地人”还要低，但根据需求层次理论，他们对慈善活动会慢慢积极起来的。政府虽然搞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但受益的只是少数人，至少我感觉这些地区除了房价被炒起来以外，这么多年变化并不大。根据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现状，我觉得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很难缩小，目前可行的就是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强行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收入，让他们留在家里，这个措施目前在农村已初见成效，但尚未覆盖到城市困难家庭。至于大学生，很多去大城市闯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实现物质生活的飞跃（相信有的还是想做出惊天动地事业的，这个要仰慕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后，会不会有人选择去小地方做自己喜欢做但收入不高的事呢？可能有（那也会减轻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不过不确定。

最后回到北京限制“双外生”进京这个具体事件吧，作为这一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我看了当然非常不爽，虽然没想过以后要去北京，只是觉得这么做还是太过分了。想想2008年的夏天，北京城一定挂满“北京欢迎您”的横幅，而那时刚毕业的我知道，北京并不欢迎我，因为我是“双外生”。北京欢迎能给它带去消费和投资的人，而我这种“双外生”去了，轻者占用北京的资源，重者导致社会治安恶化，自然是不受欢迎的。

五个福娃的名字组成了“北京欢迎您”，结合限制“双外生”的政策，猛然觉得那五个东西好虚伪。

     世界新七大奇迹7月8日在里斯本揭晓，中国长城、约旦佩特拉古城、巴西基督像、印加马丘遗址、奇琴伊查库库尔坎金字塔、古罗马斗兽场、泰姬陵获得了世界七大奇迹的称号。
     “世界七大奇迹”这个概念最初由公元前3世纪的旅行家昂蒂帕克提出，他在自己游历生涯中遇到的人造景观中选出最宏伟的7处，并称为“世界七大奇迹”。由于他的游历范围仅限于地中海沿岸，不能代表“世界”，加之原七大奇迹除了金字塔外均已不复存在，法国人贝尔纳·韦伯于2001年创办了“新七大奇迹”基金会，发起新七大奇迹网上选举。
     这次选举非常类似于国内目前盛行的“海选+投票”模式：首先由网民提名200多个景观，然后组织相关专家选出77个候选景观，全球网民通过网络投票选出21个景观进入下一轮，然后再投票选出新七大奇迹。
     支持这项活动的人认为，哪些景观可以被算做世界级的奇迹，广大游客应该最有发言权，而旧世界七大奇迹就是昂蒂帕克的“一言堂”，一个不甚知名的旅行家哪有资格垄断世界奇迹评选的话语权？于是，昂蒂帕克的“专制”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时髦的“民主投票”。
       
     最近，通过海选和投票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很是热门，尤其是在中国。我不知道谁开了这种评选模式的先例，但毫无疑问，使这种模式被人们熟悉并迅速扩散的就是2005年的超级女声。“海选+投票”模式的基本流程是：自由报名参赛；专家筛选掉大部分不合格的参赛者；普通人通过网络、短信等方式为剩下的参赛者投票，此过程可循环多轮，每一轮投票后得票最少的一些人被淘汰，直到最后一轮得到参赛者最终的排名。不同选拔活动会对这个基本流程进行一些修改，比如一些活动在第三阶段会也会引入专家评价，专家意见和投票数共同决定参赛者的去留。新七大奇迹的评选是按基本流程进行的，超级女声在第三阶段引入了专家评价。
     和以往完全由专家评分决定参赛者名次的办法相比，普通人参与投票显得民主多了。在从来没有真正民主过的中国，自己的选票决定别人的命运确实是颇有诱惑力的事情，大家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权力，并为之而狂欢。在政府公信力被破坏、专家和学者的独立性丧失的今天，中国人不相信政府，不相信专家，他们渴望用自己手中的票决定自己的命运。
     但是，民主投票的结果能真实反映参赛者的水平吗？下面的所有讨论基于如下假设：民主投票和专家评分得到的结果和参赛者真实水平都是存在差异的（如果不接受这个假设，下面的内容就不用看了。）。民主投票好还是专家评分好，就看谁的期望偏差小。事实上这是无法精确分析的问题，因为参赛者的真实水平本身就是基于一套评价体系的评价结果，而这个评价体系自身的信度与效度缺陷是难以直接计算出来的，往往只能基于人们对它对被评价事物的评价结果的主观判断做一些定性分析。    
     我的定性看法是，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的评选应该用专家评分：
     1. 举办评选的目的不是为了搞笑、好玩，而是确实需要对同类事物进行排序，一个好的排序具有强正外部性，即评选结果将对全社会产生重大的指导意义，评价标准将引领同类事务的发展方向。
     比如，对中国大学进行排名，就应该用专家评分而不是网民投票，因为排序结果将对上千万考生的选择产生影响。一个普通网民，不太可能了解中国大学的具体情况，也不掌握重要数据，投票的效度就难以保证。
     2. 评选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外行人基本不具备。即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些内行的事外行还是不要瞎搀和。
     比如，对跳水、艺术体操等比赛，能通过网络和短信投票来决定谁得金牌吗？
     与之相对应，采用民主投票的评选应该是人人都有发言资格或者不太正式的评选。但是，在中国，很多时候没有把握好这个度，不该投票的还是采用了投票的方式，这样只能是把正式的评选搞成一个闹剧。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第一，如前所述，中国人有投票的热情；第二，对主办方来说，民主投票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增加广告收入；第三，民主投票可以增加主办方、移动通信运营商和网站的收入。主办方、参与者、第三方三厢情愿，自然就促成了一次基于民主投票的评选，而没有从评选本身的性质来考虑民主投票是否合适。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这种现象也见怪不怪了：多数时候，中国人搞评选就是为了享受评选过程中的乐趣，主办方得到金钱、参与者满足了“当家作主”的欲望，各取所需，最后的评选结果反而不重要了。当然，对参赛者来说，评选结果还是很重要的，商业化评选中得到的荣誉自然也可以被商业化。超级女声等采用“海选+投票”模式的选秀节目，就是典型的商业化闹剧。
     新七大奇迹的评选，我觉得还是带有专业性的，历史学家、建筑学家、考古学家应该参与到评选中。但主办方采取了网民投票的方式，于是这次评选只能定义为一场闹剧。评选结果是显然的，中国人整天无聊在网上乱逛的人最多，所以长城就排第一了。从21个景观中选出7个，有多少投票者去过所有21个景观？如果没去过，又凭什么选它或不选它？投票的效度是不能保证的，人们不会因为埃及金字塔没有入选新七大奇迹就不去金字塔了。昂蒂帕克确实不是什么权威人士，他的评价可能也有偏差，但他做的评价是不带商业目的的，而且他确实是去过那些景观，所以他的评价能在2000多年里一直被普遍接受。
     类似新七大奇迹这样的理应专业化的评选被闹剧化，是当今日益严重的现象，这不但会影响专业领域的发展，也玷污了“民主”这个词。学校的论坛上经常会看到为同学拉票的帖子，有的评选本身就是闹剧，比如“和谐寝室”“选美”云云，虽然完全不了解那个寝室或那个人，但随便投投也没关系，但有的评选是专业性的，比如“自强之星”“学术之星”“辩论赛”等，评选出来的优胜者将成为人们学习的模范，我不认识那些人，怎么能随便去投票？但的确有很多人，只因为候选人是自己学院的或自己学校的，就去给他们投票，这就是把专业性的正式评选闹剧化了。
     有人说，现在比赛的专家，有几个是独立评分的呢？按照主办方的意思搞平衡、接受选手的贿赂早已不是新闻，他们的评分难道会可信么？但事实上，是否舞弊与采取何种评选方式没有必然联系，网上和短信投票的数据在统计时也是可以作假的。存在舞弊只是内部控制问题，而不是评选方式的问题。同样是一人一票选总统，为什么法国的选举结果被各方接受，而乌克兰选一次乱一次？

    “海选+投票”的评选方式，只能用于娱乐性的评选活动，或者人人都具备评选所需基本知识的活动中。否则，滥用“海选+投票”只会损害评选的专业性和严肃性，虽然评选结果是多数人投票决定的，其可信度同样值得怀疑。
      

附：
有国外媒体把超级女声的“海选+投票”视为中国民主意识的觉醒，很多中国人也认为民主就是投票，我认为这是对民主的最大误解。建立民主制度，绝不仅仅是赋予人民投票权，它需要复杂的内部体制的重新设计和人们观念的颠覆性改造，投票只是民主最表面的形式。没有制度和观念作为根基，表面上的投票也只能是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