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从大一刚进校开始，每次通知开会，总有人说“今晚有事，不能来了”；每次组织活动，总有人说“我那天有事，可能去不了”；每次分配小组作业任务，总有人说“我最近很忙啊，没空做这个”……这种情况越到后面越多。到了大二下期，要组织一个集体活动几乎已经不可能指望大家都来，于是不禁感叹：现在大家都很忙啊！以前由于工作关系必须和一些高年级同学打交道，可有的人总是找不着，好像从来没在学校出现过似的。部长得知后，安慰我们说“大家要有思想准备，大三的现在都很忙”。久而久之，我就产生怀疑：这些人整天在忙什么呢？我虽然也不闲，但也不至于忙成那样吧？现在我也大三了，按理说已经到了人人皆忙的时刻。我的感觉是，虽然确实比前两年任务重，但并不阻碍我把它们完成好，也不阻碍我参加其他的活动。于是，当一位大二的同学称自己很忙无法参加一次活动时，我直接问他：“你有我忙吗？”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当然没有了……”
     当然，大家心知肚明的是，有的人就是不愿意参加会议和活动，随便撒个小谎罢了，就像你去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办事，人家总会说“我们领导不在”一样。不过，我发现确实有那么一些人整天感叹完不成任务，抱怨时间不够用；或者整天忙进忙出，晚上躺在床上感叹“今天什么都没做”。有时，需要请一些同学帮忙做一些事时，他们为难地列举了他们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然后表示确实不能接受新的任务了。
     有人说上天对每个人最公平的地方就是时间的分配，不管你是谁，你每天都只有24小时。随着“时间就是金钱”口号的提出，人们开始设法实现恒定时间内效益的最大化，“时间管理”概念也随之产生。事实上，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胜利者就是在相同时间内能够实现最大效益的那个群体。在特定的竞争中，“效益”可以有更具体的含义。
     怎样实现效益最大化呢？最初也是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就是压缩不能产生短期效益的时间，于是吃饭、睡觉、娱乐的时间首当其冲被压缩，企图把24小时当48小时用，产生一个个“工作狂”；然后短期效果不明显的学习行为也被压缩，比如人文类知识的积淀和艺术情操的陶冶等等，产生一个个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如果说工作狂的大量出现虽然使生活质量下降但还有促进全社会经济增长的作用的话，实用主义的盛行将会使社会浮躁化和泡沫化，最终必然会危害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两种管理时间的方式都是不值得提倡的。
     现代时间管理观点认为，时间管理的目的在于帮助你在合理长度的工作时间内做完更多的事。这一方面鼓励人们拥有一定的休闲时间，一方面要求人们在工作的时间提高效率。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观念，我们很早就有“该学的时候认真学，该玩的时候痛痛快快玩”的提法，只是没有一套具体的操作手册，沦为家长和老师的说教，结果被西方人的时髦概念替代。
     我不是专家，也不是时间管理的成功者，可能对“时间管理”这个概念的理解都有偏差。所以真正想管理好时间还是应该去看专业书籍，当然一定要看支持现代时间管理观点的书籍。我个人的看法是：时间管理最基本的要素是恒心和落实，尤其是落实。一般来说，所有时间管理书籍都会认为“计划”是时间管理的核心：首先，要制定每年、每月、每天的计划，前两者相对笼统一点，主要就是这段时间内一定要完成的任务列表，后者要求每天把第二天的工作时间和任务列出来，争取在工作时间内完成尽可能多的任务，而工作时间外的时间作为休闲时间，除非特殊情况不得占用；其次，尽可能在工作时间内制定出每项任务的计划完成时间，第二天把这个计划时间作为自我约束，不能随意拖沓。当然，刚开始时难以把握完成每项任务需要的时间，不过坚持的时间长了就会掌握得越来越好。
     为什么说恒心和落实很重要呢？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列出明天要做什么并不是难事，但大多数人是坚持不下去的，也是不能落实计划的。相关书籍可以告诉你怎样管理时间，但能不能做到却看你自己的“造化”——恒心和执行力了。中国人做事情有个特点是喜欢虎头蛇尾，心血来潮拍板做一件事，结果不久后就失去兴趣，最后要么彻底放弃，要不草草应付，“为明天定计划”也是如此。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任务，而必须成为你自然而然的一个习惯，这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也许制定计划对你的帮助不能在短期体现出来，但我相信长期坚持会有帮助的，它至少不会让你在某一天感到无聊，不会让你发出“现在干什么好呢”的疑问，因为你前一天已经把今天的时间安排好了。中国人还有个问题，就是不管企业还是政府，执行力太差。上级的指示难以得到落实，温总理就曾感慨“中南海的命令都出不了中南海”。有上级约束的政令、指示尚且如此，执行自己的计划更不容易。自己定的计划可以说没有任何外在约束力，执不执行完全看你自己。大多数人总会为自己找种种借口不执行自己的计划，当然短期看来你也不会为你对自己的违约付出任何代价。但是，我相信长期看来，背叛自己的代价将会是最沉重的。
     相信从今天开始，为第二天制定计划，然后争取不折不扣地执行它，并且坚持下去，你一定会惊喜地发现你的变化：你不再那么忙了，但你却做好了更多的事情。做到这些虽然需要克服中国人固有的一些毛病，但困难并非不可逾越，因为任何人身边应该都有优秀的时间管理者。我在一些同学的博客上看到他们的本周、本月计划和执行进度，也看到一些学长的每日计划表及其执行情况，这说明部分同学已经走在前面了。上周网上聊天时遇到一个大一学生，她说她从初中开始就制定每日计划，并总是能完成它，一直坚持到现在。其实我们早有这样的体验：有的人学习、科研、工作、爱情四不误，却同样出现在电脑游戏中和论坛上；有的人一项也没搞好，整天却抱怨自己很忙。
     我说出这些道理，并不代表我就是时间管理的成功者。相反，我的每日计划的完成情况相当糟糕，很多上周安排的任务现在也没有开工。不过我想，有制定计划的意识并且尽力完成它总是好的。
     最后，我想说一点时间管理学者们不愿说的话。那就是，除了每日、每月、每年计划外，你的人生规划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不知道你以后到底要做什么，如果你不清楚你整天忙碌着是在追寻什么，那么你制定年度计划就会非常困难，你也不知道那么多任务哪些放到明天的计划中是合适的。当然，这涉及到人生规划的问题，我曾经在其他文章中多次强调，并且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所以就不展开了。我写这篇文章，就是把自己的思想形成文字，希望对看到的人有参考价值，也可以作为自我的提醒。

      有个小事，大多数人见了都不会有什么反应，但我就是觉得不爽。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新闻30分》播了条新闻，说北京移动推出优惠套餐；前天又播了条新闻，说北京联通推出了更优惠的套餐。这两条新闻还在新闻频道除了《新闻联播》的每次整点新闻反复播放。

      为什么不爽呢？首先，一家寡头垄断企业降价，另一家效仿，这纯属企业的经营策略。电视台做个专题讨论这种现象（其实这种现象也没什么好讨论的）还可以，有资格挤进国家电视台黄金时间的新闻么？国家这么大，值得关注的事情多了。最近有人评选去年国际新闻中被遗忘的地区，大都是非洲战乱的地区，可是我们包括国家电视台在内的电视台情愿报道美国一个亡命徒开枪杀了7个人也不关注水深火热中的苏丹人民。现在国内新闻也有这个趋势：北京移动推出套餐可以上新闻，还有”后续报道“，而宁夏、青海、贵州这些地方好象并不属于中国。

      其次，就说移动、联通，每年各省分公司都会推出套餐，为什么在其他省推出套餐就没见中央台播呢？其实地方电视台也不会在新闻节目中播出这种”新闻“的。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中央台的地方新闻中关于北京是最多的：北京搞个公交卡可以做好几个专题，这在其他很多城市早就不希奇了；沙尘暴只要没影响到北京就好象没发生过。说到公交，嗯，估计只有在北京才会在每个车站安排一个劳动力负责把乘客推上车了。那些闹着不习惯前门上、后门下的人，还大言不惭地呼吁”限制外地低素质人员进京“。在面向全国播出的节目中详细宣传北京移动推出的套餐，我不知道外地观众有多少对这个感兴趣！不过这个可以理解，中央台在北京，当然要照顾了，和北大在北京多招学生道理一样嘛。

      第三，移动推出新套餐也许计划花大笔钱做宣传的，这下好了，中央台免费为它做了广告，每小时一次，每次三分钟，为公司省下不少钱。如果是公司付钱让中央台在广告时间播出这样的广告倒也罢了，可是这是新闻时间啊……非赢利的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宣传一家企业的新服务，那是前无古人的，不过后面估计会有来者的。

      有人说，你这么较真至于吗？不合理的事情多了去了，这么小的事情都计较，那不得气死啊？我倒不是这么斤斤计较，估计是看了这么多年的新闻节目，对它的细节都比较敏感吧。而且我觉得从这条新闻可以看出一些中央电视台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不算小，只是通过一件小事体现出来罢了。

3.思考
    今年春运，我除了劫持火车和车祸没有遇到外，其他的都经历得差不多了。应该说，春运期间出现种种问题，确实有客观因素——人太多，车太少——对于这方面，我相信有关部门是想了办法的，旅客也是表示出了最大程度的理解。然而，我相信主观因素也是给旅客旅途带来不愉快的重要原因。
    义乌砸窗事件后，乘务员称，火车上的工作人员和车站工作人员虽然同属铁路系统，但由于负责的对象不同，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在春运期间，乘务员和旅客一样，不希望车上人太多，因为人多以后，上下车秩序的维护、车厢的保结和车上突发情况的处理都变得困难重重；而车站不希望车站滞留的旅客太多，因为旅客滞留在车站很容易产生情绪波动，甚至与车站人员发生冲突，给车站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压力，另外车站滞留太多的旅客可能会影响上级对车站的评价。利益冲突的结果是，车站工作人员不顾车内旅客的生命安全纵容甚至鼓励旅客砸窗翻进火车，以减少车站滞留人数。也许有人会问：“纵容”大家都看到了，怎么说是“鼓励”呢？这是乘务员最初给我们的解释，开始我们还有点怀疑。但当三门峡车站动用武警协助把旅客塞进车时，我相信了。
    我对从车窗翻进来的人表示理解和同情，尽管他们的行为令我感到不安和更加拥挤。西部地区的民工不远千里来东部打工，由于买不着票或者节省开支，好几年才能回一次家，我们不应该剥夺他们回家的权力。发生砸窗事件，乘务员也有责任。如果在义乌站打开车门的话，旅客就会从车门上来，虽然火车仍然会很挤，但至少不会不安全。不过，如果等待上车的人太多，还是可能会有人砸窗的。发生过激行为，当然有旅客本人素质的原因，但渴望回家的焦急心情也是诱因。
    而在成都和上海车站的不愉快，则完全是主观因素造成的，即铁路系统内部的制度与旅客的需求不一致，服务不够人性化。通常情况下，人们将此归结为铁路的垄断经营。的确，在通常情况下，垄断导致不敢恭维的服务态度。但我们同时看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铁路系统都是100%国营的，铁路系统本身的特点也加大了它引入竞争机制的难度。然而，发达国家的铁路系统的服务态度并不如我们这么糟糕，他们认为，铁路系统不是盈利行业，它的正常运转得益于纳税人的支持，所以有义务向纳税人提供优质的服务。在垄断行业里，消费者没有选择余地，只有被动接受对方的服务政策。如果服务方缺乏服务意识，消费者没什么好的办法，我们的铁路部门就缺乏这样的意识。售票厅的工作时间是个小细节，但小细节能反映出大问题。
    每一年的春运都是各大媒体关注的重点，拥挤、买票难的问题年年报道、年年严峻。假如票贩子真正被消灭（实际上不太可能），只能保证购票者能否买到票的机会均等，票还是求大于供的。解决春运铁路运输问题最根本的办法不外乎两个：增加列车班次；降低客流量。目前增开临客是缓解客流压力的主要办法，也是短期内相对有效的办法。但我认为，降低客流量是历史的必然。春运客流的主体是民工和学生。西部人为什么要去东部打工？因为东西部经济存在巨大差异，东部企业数量多，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而且工资也比西部高。而且，如果省吃俭用，东西部的物价差异可以几乎被忽略。西部大开发已经提出5年多，但外出打工的西部人数却逐年增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如果某一天大量西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在家乡打工，不仅是西部真正成长的表现，也缓解了春节期间的客流压力。
    东部高校不但从数量上也从质量上优于西部，加之毕业后就业的良好预期，学生大多愿意去东部高校就读。产生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东西部的经济差异：东部地区政府对学校支持力度大，教学、科研条件好；东部地区大企业多，工作条件优越，开出的工资高，符合学生的期望。当然，大学质量的差异还有历史因素。不过，如果东西部能够实现共同富裕，消除现有的差距，学生的向东流动的情况至少能有所缓解。
    综上所述，统筹东西部发展不仅可以降低客流量，解决春运面临的问题，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决策。可是，个人觉得，现在的西部开发更注重于“开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来支援东部，这反而会增大东西部的差距。
    通过经历这次春运，我对铁路部门的现状和面对春运各方的心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期间还有有惊无险的奇遇，实在是“收获”颇丰的“旅行”啊。

2.返校
    返校的过程相对要顺利些。2月13日晚，我们一行三人踏上了开往上海的K292次列车。刚上车时，车厢是出奇的空，零零星星只站了几个人（座位当然是满的）。我们暗自高兴：成都到上海加开了3趟车，果然缓解了不少压力；这次运气不错，可以大吃大喝了（以前由于上厕所极不方便，火车上喝水一定要慎重）。火车驶出四川后，我们猜想上车的人不会很多了，因为陕西、河南等省都有开往东部的始发车，人们不必来挤这趟过路车。然而，经过12个小时的运行，当火车抵达宝鸡时，上来了比前面几站上车人数总和还多的人，我们车厢瞬间爆满，拥挤程度超过了回家时。我们担心，后面车站等待上车的人会不会又砸窗户。
    14日中午，火车抵达三门峡站，由于有少量乘客在这里下车，所以必须打开车门。可以想象，车下等待上车的人乘机往车上挤。也许是乘务员也认为车上不能再上人了，他们堵住车门，不让人上车。这时，一些武警冲到车门口，把车下的人强行往车上推。乘务员见武警来了，只好让开。由于车门狭小，加之过道已人满为患，车内人们任何形式的挪动都显得困难重重，因此上车的速度缓慢。眼看火车即将出发，几个武警拔开人群，登上火车，用皮鞭指向站在车门附近的人，并嚷到“往里走！往里走！”当然，皮鞭更多是一种威慑，并没有真正抽打乘客。可是，人们花钱（很多人还是用高价）买了车票，在车上由于过于拥挤没有享受到人性化的服务、像植物一样坐30多小时也就罢了，可是被一群武警用皮鞭威吓，好象还是不太合适吧。
    临近开车时，武警们得到车站工作人员的命令下了车。
    此后，车厢一直处于极度饱和状态，直到终点。
    到达上海后，来不及享受可以自由走动的喜悦，我们提着行李奔向售票厅，购买前往杭州的车票。售票厅里排着十米长队，我们选了个窗口排着。眼看还有三个人就轮到我们了，那售票员停止售票，开始清点起钞票来。问她怎么回事，答曰：交班了。我们这才发现，其他窗口也停止了售票，只留下一个窗口。这意味着我们十米长的队伍白排了（除非站在那里等待另一个人来上班），而且还要去重新排另一个十多米的队伍。当时是早晨7点半，恕我孤陋寡闻，那的确是我第一次听说有单位会在这个时候交班。我不知道这是上海站的规定还是全国统一的规定，总之，我在售票大厅里没有看见任何提示性的通告。火车票市场是彻底的卖方市场，我们除了听由卖方摆布外别无他法。
    又排了20多分钟，我们拿到了前往杭州的无座车票，不过两个半小时就到了，倒还能站过去。
    15日中午11点40，我们回到了学校。